第一部分：话语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福柯的“话语分析”在批评圈是非常主流的，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可以代替意识形态批判范式。
福柯分析话语：
话语概念
历史主义话语分析
为什么是话语？福柯“话语”在当时优势的原因：
“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都极具影响力。福柯的话语分析的历史主义适合分析知识主张和权力关系的构成，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变化。
文化这一概念，传统上与思想（idea）、意义（meaning）和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的领域相关联并与物质社会现实拉开距离。也就是说，话语提供了相比于传统思想更加“唯物”的分析方法。
虽然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意识、意义和价值，但福柯的话语分析承诺，他会“揭示一种建构知识的无意识。也就是说，话语分析承诺给出一种更加先验的东西。
福柯的理论似乎试图超越了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虽然将意识形态物质化、结构化了，但他仍旧试图保留一个叫作“科学”的圣域；而福柯则进行了一场更彻底的解构——连“科学”和“理性”本身，也是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生产某种“真理效果”而锻造的武器。
“意识形态 ...
前言“风格即人”，布封如是说。此言已成格言。确实是“人”，但拉康纠正道……是“我们向其言说的那个人”。
这一原则虽带有戏仿意味，却丝毫不失其根本性。要想让他者听懂，我就得说他的语言。因此，在沟通中真正掌权的是听众和读者（这也解释了为何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揣摩受众的心思）。推至极端，其实是读者在书写，听众借我之口言说，接收者自己在发射讯息。
没有什么比眼前这部文集更能证明这种沟通的倒转了。这里印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巴西说出的，都是巴西人让我说的。这些年来，我之所以在巴西说这些话，全凭巴西人的主动。如果我的论断没有被巴西人录音、转录、保存，有时还在地方出版，这部文集就不会存在；如果这一切没有被收集、校对并编辑出版——这同样要归功于巴西人——它也不会存在。总之，这是一本巴西的书，由巴西人为巴西人而作，我不过是一个过路的地方、一个契机、一个媒介。
不妨说，我把自己交托给了大他者的欲望。就按你的意愿来吧！不过，人终究得选择自己的大他者……最好挑个自己中意的，对我而言，这意味着要拿出足够的判断力，免得大他者对你起歹意或下狠手。对于我在巴西遇到的（几乎所有）大他者，我唯有引以为傲，并庆幸自己当初信赖了 ...
半题页This new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clinicians will revolutionize your understanding of madness. Essential for those on both sides of the couch eager to make sense of the plethora of theories about madness available today, Lacan on Madness: Madness, yes you can’t provides compelling and original perspectives following the work of Jacques Lacan.
这部由国际知名学者与临床工作者撰写的全新论文集，将彻底颠覆你对疯狂的理解。对于躺椅两侧（无论是分析家还是分析者）的在当下纷繁芜杂的疯狂理论中寻得意义的人而言，此书不可或缺。《拉康论疯狂：疯狂，是的，你不能》一书循着雅克·拉康 ...
对杨景媛及其后续事情的批判往往会将其定义为后现代的猎巫行动——它们都是群体以绝对的正义之名，将具体的个人剥离出法律与理性的保护，用道德审判和集体暴力完成一场合法化私刑，展现了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平台里无知群体的狂热、道德审判以及对个体的侮辱与社会性抹灭。批判者们通过与猎人和巫女的战场拉开距离，实现了主观上的反思与讽刺，成为了福柯式的犬儒主义者。
这里的对立双方是非常清晰的：
自由主义左派：把“不可调和的对抗”悄悄替换成了“对差异的承认与包容”（杨景媛是作为独立女性的立场处理所有事情的，我们要包容这种先进的思想，不要再对杨景媛这样的角色进行“猎巫”）。通过这种转换，尖锐的对抗重心向别的地方倾斜，人们的关注点被转移，把深层的、残酷的社会结构矛盾（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伪装成了大家“文化习惯不同”的小问题。
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至少保留了“对抗”的物理形式。面对朴素道德观的冲击、官方为杨景媛出国留学作推荐，他们高呼：“杨景媛是学术败类！”、“武汉大学是民族耻辱！”、“我们要与这个敌人/建制做殊死斗争！”。同时，杨景媛事件也值得被幻想出一个隐秘组织为其杨做背书，这进 ...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通过“礼崩乐坏”走向了世俗人文主义；而两希则在经历类似的危机后，走向了彻底的超验一神教。面对同样的文明困境，中国向大地扎根，西方则望向了彼岸。
两希文明的精神底层奠基于古希腊的商业殖民与古希伯来的荒漠/流散，受限于土地的狭小、资源的匮乏，生存本能依赖于外向型的流动、越境与契约订立。在这种经验里，土地被投射为一个外部的带有侵凌性的“小他者”，个体和土地的关系往往伴随着划界、契约与征服，作为土地之上的的“朝圣者”与“异乡人”，个体的精神归宿在彼岸，而不在当下的泥土中。
相对的，中华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依赖精耕细作的小农生产。生存的核心在于定居、内敛以及大规模的代际协作。土地在这里成为前俄狄浦斯期的母性大他者。面对频繁的人事更迭、兵荒马乱与灾荒，土地始终保持沉默。它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被动与无能”，但正是这种无能，让它具备了吞噬与消纳一切异质性、暴虐与创伤的无限容纳力。个体与土地的关系建立在“扎根、忍耐与命运同构”的世俗经验之中。
土地存在论的差异，决定了中西上层建筑在面对历史动荡时不同的路径。
两希在面对罗马帝国的解体与蛮族入侵带来的创伤后，选择将秩序与信 ...
以男性夜魔作为爱和欲望底色而建构出色情狂式爱恋结构、躲在面具后面的女性特质在面对可以永恒推延欲望满足的、极致物化形态的、向来已经死去的“男人”时，理所当然地会陷入由匮乏所驱动的、发源于面纱后死去大他者的自恋回路。无论是被掠夺主人能指而仅能通过女主寻得坐标的沈星回、绝对理性却为女主崩溃的黎深、本身就已经同为癔症结构而与玩家双向奔赴的祁煜、还是即便冷酷却被女主规训的坏男人秦彻，都是被阉割去势而能与欲望的满足保持永恒距离，等待没有固定面孔的结构性空洞的“我”的批准（并因此倒置主奴辩证法满足癔症欲望的承认）的符号性死亡的“新男人”。
资本主义通过技术和文本，在屏幕后面放置了一具具“死去男性夜魔”的尸体。这些尸体不会有任何真实的、越界的阳具攻击性，却保留了所有能引起女性欲望的冲动客体。基于色情狂机制的癔症，对着这些完美的尸体源源不断地投射“他爱我，他只爱我，他为了我克制，他为了我死去”的幻想，反向确认自己“是一个被渴望的女人”，并陷入对欲望的欲望永恒轮回中。
正如资本主义秩序下父姓律令的最强力的号召就是“去享乐！”，以《恋与深空》为代表的乙女游戏们通过围合和包裹癔症的欲望回路，不断强化癔症的“对 ...
That fall, all that the Mission talked about was control: arms control, information control, resources control, psycho-political control, population control, control of the almost supernatural inflation, control of terrain through the Strategy of the Periphery. But when the talk had passed, the only thing left standing up that looked true was your sense of how out of control things really were. ——Michael Herr
那个秋天，代表团谈论的一切都是控制：军控、信息控制、资源控制、心理-政治控制、人口控制、对那近乎超自然通胀的控制、以及通过边缘策略对地形的控制。但当这些交谈平息后，唯一 ...
主流对母女关系的分析往往会将母亲定义为一个失败的母亲大他者形象，着墨于母女的“共生幻想”以及“母女战争”。如沈玲在《双重凝视下母女形象的怪诞书写》试图从“凝视”与“动物意象”的隐喻入手，将母女关系简化为前俄狄浦斯时期的二元绞缠；何亮与吕慧芸在《近年来女性电影中“失父”家庭的母女伦理审视》将失父家庭的母女关系概括为“对立、错位、共生”三种伦理困境；杨雪在《作者论视角下俄狄浦斯情结在女性电影中的运用——以〈 春潮〉为例》中，将母女矛盾的原因概述为“对父亲形象的认知错位”与“母亲的代际失职”。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通过构建前辩证法的模型，试图将结构性根本的匮乏用回溯性建构后的幻想进行填补——仿佛母亲能够完满、女儿与母亲和解，母女关系就能达成和谐。
母女关系向来处于辩证法的张力中：当我们在言说“女儿”时，就已经性化出了“女儿”的位置，这个女儿诞生自回溯性构建的前神话母婴共同体，在完成父亲“掠夺”的逻辑时刻后，异化分离为女人。换言之，如果仅叙述“母女关系”便永远无法得到关于“女性”的任何知识，因为该语境已被母性参照所饱和，从而陷入死胡同。并非全部的女性——或者说不存在的女人的定义，永恒地被父母双方绞 ...
EXO King是教科书式的回溯性建构的事件：一个云南工人的偶然出镜，在AIGC技术的加持与数百万网民的共创中，被塑造成了K-pop历史上“被资本抹杀的第13人”。这是一次注定失败的解构，但又建构了“更多”的东西。
网民们初创“King”的初衷，带着一种无产阶级式的黑色幽默：垄断资本集团掌控历史，那我就改写历史。然而，当大众们在神话King并以此嘲弄资本时，使用的武器却恰恰是高效资本主义流水线的产物：
神话的可能性来源于象征秩序内部的规范：King的强大，是因为他是“神颜”、“初代总队长”、“全能ACE”、“高道德标准”。
实在界的噤声：那个在云南工地、身体发福、真实存在的底层劳动者，其本体的苦难与生活被一种浪漫主义叙事强制噤声了。
这种反差并非是人们无法直视“底层现实”，相反，大家对生活中的工地、汗水与苦难再熟悉不过，但也正是这种熟悉，让“苦中作乐”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防御姿态。然而这种防御姿态却也恰恰说明了，真正的实在界创伤是无法直视的，人们必须透过一层可以生产“剩余享乐”眼镜去凝视深渊。
参与这场狂欢的网民是纯粹的狗智主义者：我当然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但是我利用了这些虚假玩了一场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