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超越福柯》
note——《超越福柯》
Ivoripuion第一部分：话语分析或意识形态批判？
福柯的“话语分析”在批评圈是非常主流的，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可以代替意识形态批判范式。
福柯分析话语：
- 话语概念
- 历史主义话语分析
为什么是话语？
福柯“话语”在当时优势的原因：
- “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都极具影响力。福柯的话语分析的历史主义适合分析知识主张和权力关系的构成，以及它们如何随时间变化。
- 文化这一概念，传统上与思想（idea）、意义（meaning）和象征结构（symbolic structure）的领域相关联并与物质社会现实拉开距离。也就是说，话语提供了相比于传统思想更加“唯物”的分析方法。
- 虽然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意识、意义和价值，但福柯的话语分析承诺，他会“揭示一种建构知识的无意识。也就是说，话语分析承诺给出一种更加先验的东西。
- 福柯的理论似乎试图超越了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虽然将意识形态物质化、结构化了，但他仍旧试图保留一个叫作“科学”的圣域；而福柯则进行了一场更彻底的解构——连“科学”和“理性”本身，也是权力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了生产某种“真理效果”而锻造的武器。
- “意识形态的概念，还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联系在一起”的理论被认为过时了，即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太过粗糙，并用“话语结构”取代了“上层建筑”，用“偶然性的谱系学”取代了“必然性的历史唯物主义”。
- 话语分析（可以更充分地反映性别和种族的冲突）相对于意识形态批判（争对阶级斗争）似乎覆盖的面更广。
- 随着地缘政治马克思主义在1989 年的崩溃，西方左翼批评家在文化和政治分析上，从“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大规模撤离。
福柯的批判历史主义
后现代场景下，福柯代表了“以历史写作作为批判，开创对未来想象的新途径”，对此圈内褒贬不一。
Wehler笔下的福柯是一个“一个智识上不诚实的、经验上绝对不可靠的、规范隐秘的、为后现代性服务的“玩蛇人（snake charmer）”。
历史主义者中的历史在谈论什么？一般会有如下主张：
- 认为社会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有历史。
- 坚信历史发展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方面，同时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一切的发生学。
- 决定论/规律派：认为历史受某种律令规则，并且这种历史可以被发现并纳入科学的范畴。
- 历史主义方法论/情境派：历史是人类独特实践的产物，它是个别的、具体的、偶然的。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铁律”。
福柯是第四类主张的最极限的状态：仅外部制度是偶然的，连我们用来感受世界的“身体”、“本能”、“理性”和“情感”也是被历史偶然地组装出来的。就如有人会认为饥饿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本能，但是福柯会认为现代社会通过各种禁忌、分类和话语，早就重新定义并“驯化”了我们的本能。
谱系式史学成为有效的史学，因为“它将一切被认为是人类不朽的东西重新引入到生成（becoming）的论域。”
福柯认为一切都有历史，但是历史本身并非连续的。福柯热衷于证明历史最显著的连续性是由其根本的不连续性所构成的。
福柯的一切讨论都是为了证明“我们关于自我、身体和社会关系的最坚定的信念是如何嵌入到话语表述的偶然的历史系统中的”。
福柯的历史讨论是为了“颠覆历史叙事的努力，这种历史叙事组织了我们如何经验当下的现实”。
真理在本质上不是自由的，也不受制于错误，但它的生产却充斥着权力关系。
（这句话其实就是大学话语）
建构的无意识：探寻矩阵
相比于福柯认为历史本身就是断裂的，齐泽克则认为历史性本身是建立在与真实的辩证的关系之上的，也就是说，历史本身的连续叙事是建立在“实在”的创伤性内核（断裂）之上的。
而福柯自己也其实看到了这个断裂，也就是语言所表达的虚空。福柯的规训/权力的边界与不可能性和自我的伦理实践都是和实在界是平行的。福柯的问题在于：如果一切都是历史建构的，那么推动历史发生断裂与变革的那股“外在于历史建构”的力量，究竟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是不可以回答的。
康德式的先验是先天认识形式，而福柯认为先验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话语规则与制度结构（物质性），同时为了避免陷入粗糙唯物主义，福柯认为话语有其相对独立的规则体系，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基础、阶级斗争或某种社会决定论的产物。在此基础上，福柯认为历史先验在话语层次上建构无意识。
从旧的消极范畴（法律、限制、阉割、缺乏、缺陷）中撤回对其的拥护，西方思想就是这样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权利形式和接近现实的途径。更倾向于建构的、多元的事物，喜欢差异胜过一致、喜欢流动胜过统一、喜欢变动不居胜过系统。相信有生产力的不是久坐不动的而是游牧的。
福柯的无法解释知识话语的变迁，也就是大学话语的建构，因为他试图用权力完全解释知识建构，而忽视了权力自己的匮乏，也就是说，福柯将权力认同为了斯宾诺莎式的实体。——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将历史主义定义为亏损的事业是正确的：
历史主义=历史性—“实在”
悬置本体论问题
福柯式的历史主义彻底地将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去自然化和去实体化，比如一些疯癫、犯罪，实则是由特定话语和权力建构的，再比如知识，背后的大学话语实则也是大他者主导的。
但是很明显，福柯没有阐释权力如何而来，福柯的实用主义倾向如此，也就是说福柯悬置了本体论。也可以说反抗变得极其困难。因为如果不存在一个话语无法吞噬的“本体论内核”，那么所有的反抗就只能是在权力网格内部换一种姿势，根本无法触及系统的根基。
这也是齐泽克对电影理论家的批判：
当一个典型的文化研究理论家在处理哲学或精神分析的大厦时，他的分析专注于发掘其隐藏的父权制、欧洲中心主义、身份主义等“偏见”，甚至都不问……这样的问题：好，但宇宙的结构是什么？人类的精神是怎么“真正地”运作？
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一切都是历史的，而对于齐泽克来说，没有什么是非历史的。
这句话可以这么解释，“非历史”的那些东西，本身已经体现了其自身的历史性，也就是辩证法中的不在场的在场。历史中的创伤内核提供了反抗的必要条件。
矩阵重载: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
我们越是为自己是“自由世界中的自由思想者”而自豪，我们就越是盲目地臣服于超我的无情律令。
也就是齐泽克批判犬儒主义者狗智主义者的方式：意识形态通过“拉开距离”结构着社会现实：
1 | [肯定] 直接沉迷于意识形态（狂热盲信） |
在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民粹主义之间，齐泽克（有争议地）认为，后者具有更高的对革命干预的潜力。
后现代两股力量：
- 自由主义左派（多元文化主义）：把“不可调和的对抗”悄悄替换成了“对差异的承认与包容”（比如：“我们要包容不同的种族、性别、文化，大家多元共存”）。这是一种逃避，它把深层的、残酷的社会结构矛盾（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伪装成了大家“文化习惯不同”的小问题。它企图把“对抗”化解为“温馨的和谐”。
- 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它们至少保留了“对抗”的物理形式。它们依然在喊：“社会有致命的敌人！我们要与这个腐朽的体制/异教徒做决死斗争！”原教旨主义虽然找错了敌人（把问题归咎于“移民”或“异教徒”），但它在结构上承认了“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裂痕”。
当一个社会爆发法西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狂热时，这不是因为底层民众天生愚昧，而是因为左派（革命力量）放弃了真正的阶级斗争，没有给底层的绝望与愤怒提供一个正当的宣泄口。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左派那套“和谐包容”的假象破灭了。它像一个伤口，暴露出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自由主义无法抹平的致命裂痕。
福柯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真正的”（或“更真的”）现实的扭曲表述。但实际上，现实本身就是象征界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像强力胶一样困住我们，不是因为它用假话骗过了我们的脑袋（逻辑），而是因为它用隐秘的快感（实在/享乐）套住了我们的欲望：
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问题在于，它是在错误的认知上发展起来的。
传统对法西斯的批判试图用逻辑进行批判，但是法西斯主义本身是锚定于享乐（实在界）的，用传统的非结构性的象征界分析方式去分析总是有问题的。
任何意识形态立场都建构在话语霸权之上。但是话语霸权这个事情，和和意识形态的自上而下施压逻辑完全无关。
三种模型：
- 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模型（虚假意识模型）：存在一个客观现实，而意识形态是对这个客观现实的一个镜子。
- 问题：假定批判者在一个绝对客观、未被污染的“上帝视角”或元叙事上。
- 福柯式/后现代话语分析模型（泛话语模型）：没有外部，我们的一切体验都是话语实践。
- 问题：犬儒主义——我虽然知道一切都是话语实践但我还是要做。将话语描述为一种封闭无缺的空间，阻塞了革命可能性。
- 齐泽克的拉康式超越模型（“不可能的实存”模型）：外部存在，但它不能被任何确定建构的现实所占据。这个外部是意识形态空间的基础，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
- 举例：比如不存在性关系，模型2的方式就会陷入犬儒主义，会因为社会构建的完美爱情去追求完美恋人，除此以外的相处只是忍受。但是模型3的方式就会知道这是正常的，要彼此拥抱创伤。
基本幻想在作者这里是一个先于范畴和知性综合的一种逃避具象化的“幻想化力比多内核”。
这里的想象的实在感觉就是无身体器官。
主体面对意识形态压抑的困境时，能得到的的唯一真正的自由行动，在于对意识形态本身的难以捉摸的/过剩的差距的过度认同——充分采信意识形态的创伤内核。
定位对抗：阶级斗争的回归
意识形态幻想的作用：
不是从某个悲剧事件中制造出虚假的冲突，而是用冲突的虚假来源代替真正来源。
比如新奥尔良的真正鸿沟是的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种阶级斗争被掩盖为了种族幻想所引发的完全非政治化的对抗，这里的种族幻想就是齐泽克口中的德里达的“幽灵”。
社会对主体身份构建的断裂才构建出了主体，否则主体就是社会中的一个齿轮。了逃避这个断裂带来的焦虑，我们被强制不断使用大他者提供的材料（象征网络）去讲故事、建构身份，试图缝合这个永恒存在的伤口。
齐泽克对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代表了西方（首先是美国）中上层阶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支柱，因此，它不应该被提升到我们政治参与的最终范围。从本质上讲，对他来说，今天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要挟。
而当我们在捍卫多元文化主义的时候，我们无法避免免同时产生秘密的淫秽幻想。现在这个场景在互联网很常见，比如玩_ _ gg _ _ 的填词游戏，可以填niggle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避免了已知的nigger。
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暴力就是：上层资产阶级是宽容的，但是如果你们不和他们一样宽容，你就是未开化的猿猴。
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它清空了自己立场的所有建构内容（多元文化主义者不是直接的种族主义者；他或她并不反对他者文化的特殊价值）；但他或她却保留了具有优越感的普遍性空位这一立场，站在这一立场上，他或她就能恰当地欣赏（或贬低）其他特殊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者对他者独特性的尊重正是其显示自己优越性的形式（Zizek, 2000a, 216）。
作为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主义掩盖了左派应该占据的唯一真正的进步立场：阶级的政治化。
齐泽克这里因为后现代的来临，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并不会认为是工人阶级主导的，而是‘是所有社会政治构造“难以解决的 ”不被承认的源头’。
齐泽克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就是要我们穿越意识形态幻想，并面对构造我们欲望
的“实在”。
超越反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
个人能动性其实是一种被允许的幻觉，政治环境的中立公共空间并不存在，它本身就是建立在某种隐秘的强权与排除之上的。
去政治化的经济是后现代政治拒认的 ‘基本幻想’——一个正确的政治行动必然意味着经济的再政治化。
反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今天的激进左翼被用来和自由民主区分开，而实际上这二者是一回事。
极权主义诱惑不是位于自由民主的对面，而是它（不可避免的）另一面。
所以在齐泽克这边对左右派的界定在于和享乐的关系：
- 右派：克制地享受享乐甚至号召/利用享乐原理。
- 左派：穿越基础幻想，分析和认识到享乐。
当今西方的主人能指是：自由民主，所以在齐泽克看来，左派要做的事情就是同时质疑和破坏它。
齐泽克没有否认民主，他反而要走向“直接民主”或“议会民主”。
淫荡来源：权力和律法在宣称自己最纯洁、最公正、最包容的那个瞬间，隐秘地从它所制造的痛苦、压抑和虚伪缝合中所提取出的快感。
齐泽克用贫民窟解构“福柯式微观权力”：贫民窟的膨胀暴露了微观权力的极限——国家和资本根本懒得去规训这7000万人。他们被权力彻底抛弃了——当权力放弃规训你时，权力也就失去了对你的掌控。
真正的政治行动开辟了一个解放的空间，超越了民主的普遍定义。
这里有一个不太懂了，齐泽克说相比于屈服于直接“做事”的冲动，不如放弃行动，但是这个放弃不久似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吗？不陷入他自己的犬儒主义了？
感觉是要停下来反思的意思。
齐泽克拒绝恐怖主义的原因：
- 恐怖主义拒绝将颠覆力量政治化，无法将这种颠覆力量纳入象征秩序。
- 而没有政治化的结果就是政治将这种颠覆力量吸纳进自身。
齐泽克对左派的建议就是：参考党的先锋队，掀起对资本主义的象征性破坏。
第二部分：论权力以及如何享受它
为了实现社会变革，仅仅意识到现有的臣服（subjection）状态是不够的，因为后者本身就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主要是要批判福柯的权力和从中诞生的抵抗理论。
哪里有权力
福柯本人反复强调了话语和权力分析之间的联系，强调 “正是在话语中，权力和知识结合在一起”。
这里的福柯陷入的是四大话语的下面部分，只考虑了产物和真理。
基于对传统权力模型（压制、隐藏等）的批判，福柯提出了其新的模型，该模型将权力去中心化，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改变和扭转的——权力不再是从外部被施加给社会的力量，而是渗透进社会的内部要素。
生命权力的概念：凌驾于生命的权力。特征：
- 人体的肉体政治学：特征化了规训的权力的程序（身体的规训）
- 人口的生物政治学：在生命、物种、种族和大规模人口现象的层面上定位和行使的权力程序（人口的管理）
生命权力和传统权力的不同：传统的权力是促进/禁止生命，而生命权力是规范化生命本身的进程（内容）。生命权力的发展的历史结果就是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规范化。
上面生命权力的两种规训的连接点就是：性。“性是进入身体生命和物种生命的一种手段。” 它既关乎每一个具体个体的道德与行为（身体），又直接决定了整个种群的繁衍与健康（人口）。
福柯认为近现代没有压抑性，反而是不断地激发、诱导、话语化和制度化“性征”。权力不再是通过“不许说/不许做”的禁令来运作，而是通过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律等“权力-知识-快乐”的制度（处置权/装置），逼迫人们不断地谈论性、分析性、检查性，从而将“性”转化为关于个体的真理和规范。
现代社会要用“性”的规训取代“血”的屠戮，就必须依靠一门能把“性”剖析得体无完肤的科学——而精神分析正是应这种现代权力需求而生的最强话语工具。
福克认为性化在精神分析视角下依旧是压抑、禁止相关色彩的，是前现代（古典主权时代）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权力早已不是“斩首或禁止”的司法语境，而是生产性、刺激性、规训性的。
一些批评者即便认同性对社会、身体的作用，但依旧会认为性是相对于权力的另外的东西，但是福柯认为性就是权力的核心，是维持人类“性征话语的权力-知识-快乐的现代制度的最隐蔽的影响”。
福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主要是对性和解放的本质主义解释的历史主义批评，比如赖希。
。。。哪里有反抗
《规训与惩罚》和《性史》对权力的阐释：
- 权力是一种关系，是“一个社会中复杂战略局势的名称”。
- 权力并非自上而下，而是“来自下层”和多种不同的来源。
- 权力并不能和什么东西拆分开来，权力是内在的（泛神论）。
- 权力的分析须要在微观层面上进行。
- 权力的微观实践在周围世界无处不在。
- 但是权力也不是微观无序的，它最终必须被国家机器和整体战略所收编、统摄。
- 权力有高度的定向性（有目的），又没有一个终极的操盘手（非主观、无总部）。
- 权力对人的结构化是多方面的，规范化是现代世界中最普遍的权力。
- 现代权力技术是典型的“生命管理”力量。
- 权力并非只是否定性的，而是生成性的，无孔不入的。
- 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形式。
- 反抗和权力是伴生的，反抗依赖权力。
其实问题很明显，即便福柯说了反抗和权力是伴生的，但是一切都会被权力吸纳整合，那么反抗自然也会被吸纳整合。（很明显这些人依旧想的是简单否定，而非一种过度服从）
对福柯的一些问题：
- 福柯将权力先验化，导致反抗的问题无法解答。
- 福柯的理论未能认识到社会对抗的历史作用，没有社会对抗的层面（由1导出）。
- 在传统批判理论的视野中，任何具有政治效力的“批判”都必须建立在某种规范性奠基（Normative Foundation）之上，但是福柯没有这种规范，他不在乎重构，一直在持续性的解构。
- 女权主义等需要政治主体，但是福柯理论的主体都是权力生成的，能动性不合法。
- 福柯将真理彻底消解为权力的尼采式立场。
齐泽克认为，福柯式的倒错将政治世界的问题延后了，当前的迫切问题恰恰是把迫切问题拿出来。
齐泽克的一个例子：工人一心想把自己从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他不是已经被当代资本主义的规训的工作伦理在“内心深处”烙上了烙印吗？以至于他所追求的一切都是‘将自己确立为一个自律的，为自己工作，自己做主的工人（因此失去了反抗的权利，因为他无法反抗自己……）
但是同时，齐泽克也批评不要陷入前福柯的本质主义中去。齐泽克认为有问题的是生命权力真的能直接构成个体？（我感觉就是完全象征化）
几个需要澄清的：
- 反抗是权力固有的不能推出：每一个反抗都是预先选定的，包裹在权力与自身的永恒游戏中。
- 但是反抗是作为剩余出现的，而系统的内在冲突就会导致系统崩溃。
福柯问题就在于认为反抗是预先设置的，不会导致系统从内部瓦解。
能有效逃避权力控制的东西与其说是它试图支配的外部本身，不如说是维持其自身运作的淫秽补充。
现在的三个结论：
- 政权自己可能产生带来颠覆性作用的剩余；
- 资本主义总是有能力消化自己的剩余和否定性，重新定义（或曲解）社会冲突，并在肯定差异的文化中吸收它们”；
- 要实现正确变革，仅仅了解服从是不够的，因为了解本身就已经是权力机制的一部分，并且会被爱欲化；
那么问题出现了：
如何找到一种政治介入方式，打破权力制度通过不断创造和消除自身剩余而自我复制的永恒轮回。
齐泽克认为，这个方法就是“穿过‘象征性死亡’的通道”。
缺失的主体
福柯的一个显著问题就在于，他将主体定性为了先验的话语系统的效果。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找到一种政治介入方式，打破权力制度通过不断创造和消除自身剩余而自我复制的永恒轮回”问题在个体的重现。
18世纪逐渐形成的自由主义政府形式中，福柯认为有效的权力是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的，而个人自由标志着权力有其内在的限制。
于是晚期的福柯转向了自我的技术，“自我施加于自我的权力”。但是，无论如何，福柯都未能解释主体化之前的主体。
但实际上，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异化的结果，主体化本身掩盖的就是主体的空缺。
近现代对政治理解的变迁，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在全球的变化的一部分。
福柯的问题和优点很清晰：
- 优点：他的谱系学和考古学方法让思考的方式发生了变动，可以去思考思考本身。
- 问题：他的认识论将社会描述为一个没有断裂的平滑面，自由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反抗本身没有了意义。
解放之痛：齐泽克论超我、受虐狂和演化的乌托邦
表演性活动是在既有规则内向系统讨要说法并反哺系统，而激进行动是主动承担符号身份的毁灭、通过直击系统的构成性漏洞来彻底重构规则本身。
齐泽克认为“自我贬低”可以物产化自我，把我附着在主人身上的东西抹掉。
解放的第一个姿态不是摆脱这种过度快乐，而是积极承担它。
律令的基础是假设我们已经有罪，是作为一个没有内容的抽象禁令出现的。
受虐狂面对法律时的绝对服从反而让权威失效了，因为权威依赖的是你对惩罚的“恐惧”（法律必须假设我们有罪）；当你直接把“被惩罚”当成终极享乐时，权威的威严就崩溃了——这就导出了齐泽克式的反抗：“加速主义”式的过度服从。
列宁主义者的行动
齐泽克区分了行动和有意识地活动：
- 有意识的活动：被基础幻想支撑的活动。
- 行动：穿越幻想的行动。
这种分裂完全异于传统的启蒙理性将“发起者/能动者（Author/Agent）”视为一个自洽、有意识且能掌控后果的自律主体。
齐泽克的行动首先需要摒弃自己主体化的那些象征性认同——首先就是把自己放在了自贱的立场之上的。
齐泽克又反对了那些恐怖主义式的激进活动，认为他们依旧是倒错式或者癔症式的行动，他们的过度身份化说明他们无力扰乱基础的经济秩序。
列宁的成功就在于他没有等待客观条件成熟，而是通过自身让革命合法化。真正的革命会在其推进过程中，将自己最初的假想和起点也一并革命化。
回到列宁意思就是说需要准确认识到社会的症状，敢于悬置所有算计与保障，冒着灾难的风险去下注（介入），从而实现对社会基础规则的彻底重塑。
商品拜物教：从欲望到驱力
齐泽克认为商品最隐秘的核心在于其形式而非其经验内容，就比如商品经济，并非要去探秘商品经济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而是为什么工作采取了商品价值的形式，并且工作只能在商品中确认自己的社会性质。
也就是说形式就是最关键的。
这里也说了一下异化的逻辑，就比如一个木头做成椅子，它只是个普通物理对象。但一旦这个椅子变成了“商品”拿到市场上卖，事情就变得诡异了，人们开始为了钱（商品的价格）争得头破血流，钱和商品似乎有了控制人类命运的神力。就像一个工人造了神像确反过来膜拜神像。
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冲动的形式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冲动固着的运动引入一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过来让这种运动永恒持续。
商品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体现，它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被赋予了魔法/宗教力量的不可思议的物体—
人们越否认这个维度，他们就越陷入商品的魔咒。
齐泽克关于享乐和与之关联的实在的概念：
- 早期：享乐政治。一个社群的存在与其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化的实在的传承有关。社群通过对他者的享乐形式的秘密关联。
过度认同在后现代很难实现，因为后现代的他人往往是一个危险角色，现代主体往往犬儒式的与他人保持距离——这也符合了资本主义的自己的循环，即是要求我们与它无处不在的爆炸性享乐核心保持距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差距以及资本主义限制着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在后现代也持续拒认自身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就比如炒股，所有人都清楚炒股本身就是投机行为，被资本市场垄断，但总是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失败是机会主义导致的。再比如没有酒精的酒水，消费者明知它不能醉，却继续参与“像喝酒一样”的仪式；明知这是资本细分市场，却把它体验为健康、自律、负责的选择。这就是“我知道得很清楚，但……”。
这里也要区分过度认同和尼克兰德的加速主义：
- 过度认同：角色扮演，揭露象征秩序的淫荡内核；
- 加速主义：去主体化、非人，
没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或实践可以立即让我们加入爆炸性的资本实在。
第三部分：实在大转移
实在和死亡冲动是密切相关的，本体论上是呈现否定性的。
齐泽克对阵巴迪欧： 超越“事件”的“实在”
现代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宏大叙事的终结（目的论的终结），以及随后的从“寻找真理”到“寻找意义”的转变。因此现代哲学的讨论往往会摒弃本体论，而齐泽克则挑战了这种策略，即能不能从主体和本体论之间找到关系，将本体论论域与主体理论结合起来。齐泽克在此主要的概念就是：identity 和 agency。
分裂主体为agency提供了可能——正如前面说的社会本身的断裂为革命（反抗）提供了可能。
齐泽克这里的主体是因为创伤触发的断裂而突然出现的，而巴迪欧则关注的是主体遭遇事件创伤后的“忠诚”，即再出发。
巴迪欧那里，无法被象征化的是积极的真理，但是对拉康来说，那里就是实在界，是死亡冲动的位置。
主体在外部现实根本不一致的层面上介入，以赋予它一致性的外表。
主体通过否认自己的void，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异化出的ego。
主体并非先于结构存在，而是结构化的对立面——象征失败的剩余。
齐泽克认为，在巴迪欧的事件之前，还有一个死亡冲动的否定性相对应的事件。
齐泽克理解的巴迪欧的事件：实在与象征相碰撞的张力作用下的结果。
巴迪欧的错误在于把事件看作是存在的外部——很重的康德意味，就是实在是象征的父集。
实在其实更类似于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意味，它作为一种宇集合的内在属性/前置条件，和象征界纠缠在一起。实在是属于象征的，象征也因为实在才存在。
真理是存在的，一切并不都是相对的——但这个真理就是“视角是扭曲的”这一真理，而不是片面视角下的局部视角所扭曲的真理。
“性关系不存在”：性的形式僵局
性差异是实在的僵局而非象征的对立：性差异并非是两性基于与另一性的对立关系的肯定性的性别认同，而是两性共同的缺失，女性不完全是女性而男性也不完全是男性。
性关系不可能并非是两性离得太远，而是太近——一个性别是另一个性别的内在前提/障碍。
一种普遍的对拉康性别定义的误读：认为女性立场是一种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反抗（我感觉其实就是没有理解女性的条件是“没有例外”）。
齐泽克最重要的拉康式论点是：女性无一例外全都沉浸在这种符号学秩序中。没有一个构成性的例外来将公共领域变为一个整全的场域。
我们所体验的性别正是一种符号性僵局被偶然嫁接到男女生理对立的结果。性别本身就是形式上的，没有内容的差异（也就是说，性别不会因为xxxx而可能）。
任何关于女性的肯定性的规定性的女性主义观点可以被同时解读为一种男性父权对于女性的陈词滥调。
女性自身和其在他者眼中的定义是分裂的，而这种分裂也就构成了女性结构。也就是说，女性的同一性不存在，不存在一个作为核心解释的对象a。那么，说明女性神秘、不可捉摸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男权主义偏见。
ego本身的认同是为了弥补空洞的工具，而女性揭示了这种空洞。
客体a，或男性性的诡计
“阉割带来了一种排斥：妈妈和姐妹是不可提及的”（Fink, 1995, 110）。当母亲和姐妹变得根本无法接触，而所有其他女性都变成了客体a，也就是说，她们之所以能够被接触到，只是因为她们不是完全作为女性而存在，而是因为她们被视为拥有那珍贵的激发欲望的客体-成因。
对象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只能被回溯性地解释，本身并不存在，但是男性性又通过它构建起整个社会大厦。
女性的“非全”和被动侵略性的悖论
女性性通过完全认同象征律令，破坏了男性性中 “规则例外”的逻辑（也就是那个条件：不存在例外），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过度认同”揭露象征裂隙的例子。
女性比男性更完全地沉浸在象征性秩序中–没有约束，没有例外。
女性因为也与匮乏的大他者（S(Ⱥ)）相关联，所以相比于只和Φ相关联的男性的菲勒斯原乐来说，女性还有一个多的原乐——也可以说男性的享乐是“白痴的原乐”。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所有男性性对女性的描述都是有偏见的，那么“正确”的女性主义描述是什么？
如果认为女性的“非全”就意味着女性有不被象征界约束就完全错了，“没有例外”恰恰表明女性也完全沉迷于象征秩序中，但是“没有例外”并不等于“全部”，全体需要例外来封闭（亚里士多德那套逻辑）。女性不是“外面的人”，而是象征秩序内部不一致性的体现。正因为没有例外来封闭全体，所以女性是“非全的无”。
拉康的女性原乐（jouissance féminine）应当被完全定位在象征场域的内部，而非外部。
- 男性的原乐：超过象征界，以便认同它过剩的东西。（我很爽是因为总有一个不能爽的东西）
- 女性的原乐：认同象征界，并引出实在内核。（我很爽不需要任何前提）
非全的另一套运用：所有试图将资本主义问题列举的行为都是在加强资本主义的控制，然后这里没有说清楚应该如何，但是引出了象征性死亡。
零阶层的女性性：作为象征性失败的实在
女性面具的偶然性和公开的人为性说明了她接近主体的零阶层——女性带了面具不是放弃男性，而是不能成为女性，女性性作为乔装是补充女性的不可能。
这也可以区分出男女关于异性建立的不同：
- 男性：认为其所是的东西（本质宝藏）值得被爱；
- 女性：希望因为她所不是的东西——面具———而被爱；
女权主义所有超越、跳出、对抗菲勒斯的功能以定义“女性话语”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承认“存在例外”的男性逻辑。
- 男性超越：建立一个对象a；
- 女性超越：表象之表象；
任何超越的姿态都只是为了否认最初就铭刻在象征自身上的那个分裂。
爱的神迹与基督教的实在
- 欲望：象征的一边
- 爱：触碰了实在
爱是一种偶然的主体间事件。
两个个体之间的爱归根结底符合一种奇迹般的“移情的”遭遇。
男人把女人当作对象a渴望，女人把男人当作象征化菲勒斯函数的能指（Φ）渴望
为什么说爱是交换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 于女人而言：她被当作对象a，掩盖了女性的不存在。
- 于男人而言：作为一个象征的菲勒斯，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去性化能指——女人虽然深知男人没有象征菲勒斯，但是就是要他没有的东西，以一个匮乏的大他者的姿态去给没有的象征菲勒斯。
当我们放弃作为“欲望的对象”的特权位置，向他者展现出令我们“特别且唯一”的特质其实是在主体的构成中缺失的环节，我们才能成为“值得爱的”人。
基督教遗产的核心为一个创伤性的，从象征秩序逻辑脱离的“脱解”，这也是基督之爱的关键，是一种过度服从。
也许没有比一对革命伴侣的爱更伟大的爱。如果革命需要，两个恋人都随时准备抛弃对方。沿着这些线索，我们应该另寻对基督的牺牲和传达给犹大的信息的非倒错版解读：”向我证明我是你的一切，所以为了我们两人的革命使命而背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