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风格即人”，布封如是说。此言已成格言。确实是“人”，但拉康纠正道……是“我们向其言说的那个人”。

这一原则虽带有戏仿意味，却丝毫不失其根本性。要想让他者听懂，我就得说他的语言。因此，在沟通中真正掌权的是听众和读者（这也解释了为何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揣摩受众的心思）。推至极端，其实是读者在书写，听众借我之口言说，接收者自己在发射讯息。

没有什么比眼前这部文集更能证明这种沟通的倒转了。这里印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巴西说出的，都是巴西人让我说的。这些年来，我之所以在巴西说这些话，全凭巴西人的主动。如果我的论断没有被巴西人录音、转录、保存，有时还在地方出版，这部文集就不会存在；如果这一切没有被收集、校对并编辑出版——这同样要归功于巴西人——它也不会存在。总之，这是一本巴西的书，由巴西人为巴西人而作，我不过是一个过路的地方、一个契机、一个媒介。

不妨说，我把自己交托给了大他者的欲望。就按你的意愿来吧！不过，人终究得选择自己的大他者……最好挑个自己中意的，对我而言，这意味着要拿出足够的判断力，免得大他者对你起歹意或下狠手。对于我在巴西遇到的（几乎所有）大他者，我唯有引以为傲，并庆幸自己当初信赖了他们。

原初的大他者是全场听众，而我在巴西总是遇到才华横溢的听众。这本文集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紧盯着他们的脸庞说出的，我审视着他们的情绪——兴趣、无聊、愉悦——这些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我话语的流动。我尤其留意那些不理解的信号，它们促使我发明新的论点，直到不适感让位于满足感，直到我感觉到他们认同了我。

因此，在这些文字背后，是一张张面孔、紧锁的眉头、微笑，还有掌声。如果要问这部作品属于什么文学体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演讲术。没有任何科学研究的铁律、辩证法的准备或认识论的保留，曾遏制过我修辞的冲动。正如我总是精心准备干预的材料一样，我也总是信赖当下发生的事，信赖听众在那一刻体验到的是专门对他说的话。这就是每次我所承担的风险——每次我以大他者的欲望为导向时。我证实这一点——它得到了原封不动的接受。

正因如此，这些论断始终带着一种未竟之感，尽管它们总能在研讨班、学术日、座谈会的既定时刻如期讲完。恰恰是这种未竟状态赋予了它们价值，因为正是匮乏与豁口在激发和刺激着思想。每当留下一个洞孔的轮廓作为踪迹，我便心满意足地离场。我留下了许多这样的洞孔，好让人看清那其实是坚硬的石头。

自1981年以来，这些热情洋溢的听众从未让我失望，我归功于什么？直击本质，我找到了这个：拉康之谜。巴西人早就认识拉康，但并不比法国人更了解：刚好足够让他的个人形象不至于阻碍他的某句陈述向某人示意，刚好击中要害，并激发破译。拉康的文本不能像看脸一样读。不是说他戴着面具，不是，而是他传递的知识既偏离常规路径，又触及每个人最隐秘的深处。总之，它需要阐释。即使在学生眼里，拉康也显得晦涩。这个谜需要一个破译者。我就是。毫无疑问，要“传播”拉康，需要一个热爱孟德斯鸠和司汤达风格的人——清晰、敏捷、精准。而在巴西和其他地方，听众迎接我的总是这句话：“您讲得真清楚！”我希望今天的读者也这么想——如果是这样，就不需要问答了……

在翻阅通过网络传来的本书校样时，我惊讶于字里行间那股始终如一的明快语调。若人们以为，赋予分析家责任的乃是生存之痛——无力、焦虑、症状、不适、厄运，那这种明快便堪称一种美德。在巴黎，我可不常感受到这般欢欣。在此，我同样要感念巴西的大他者。

我并不担心自己的话成了耳旁风，因为一个共同体已逐步成型，而且本文集付梓之际，恰逢一个学派在巴西崭露头角，它在我所倡导的拉康派取向下，为精神分析训练提供了保障。这本书为一段岁月画上句号，也为一项奠基盖上印戳。与此同时，它打破了专家的垄断，向未知的读者发出召唤，召唤那张对我而言尚不可读的面孔。

J.-A.M.
巴黎，1997年2月17日

结构（于圣保罗，1981年）

引言

我第一次来巴西，和若热·福布斯这个人分不开。他执意要我来圣保罗，而且很懂得该用怎样的话语来说服我。一切正是从万德莱街的研讨班开始的。1995至1997年间，若热担任了巴西精神分析学院的首任院长。
J.-A.M.

我想，雅克-阿兰·米勒的理论著述，以及他多年来累积的种种头衔，在座各位早已耳熟能详，这也让我得以免去对主讲人那套惯例式的开场介绍。

在这由五场讲座组成的课程正式开幕之前，我想简要谈两句这次相聚的缘起。我向雅克-阿兰·米勒发出邀请，已经是一年零三个月前的事了。那是在1980年7月加拉加斯大会上我们碰面时定下的。当时，我们就欧洲和拉美精神分析的走向长谈了一番，随后便邀请他来巴西、来圣保罗讲学。我的想法是，引入他的论述非常重要，这能与我们圈子里已有的声音汇合——无论是巴西本土还是外国的同仁，大家都在关切精神分析的发展，尤其是雅克·拉康的贡献。每位讲者都有其独特性和个人风格；而雅克-阿兰·米勒素以其思想的锋芒和出色的教学能力著称。作为一位理论生产者，他曾与雅克·拉康有过如此长期且亲密的共事，他的贡献早已令人瞩目，无论是在确立《研讨班》文本方面，还是在他那些独到且极具启发性的精神分析概念推演上。自加拉加斯一别、初步构想提出之后，我们又就如何办好这门课程进行了多次探讨。今年1月，我们的交流延伸到了巴黎，当时专门讨论了如今1981年10月要在圣保罗落实的课程大纲。这项工程规模不小，历时也长，若非在这一年半的各个筹备阶段得到多位精神分析界朋友的相助，推进起来只会更加艰难。他们中有的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有的在半途加入，还有些是新结识的朋友。此时此刻，我想向大家道一声诚挚的感谢。

我还想感谢我联系的两家机构，并为它们各自筹办了一场雅克-阿兰·米勒的公开讲座。之前我和雅克-阿兰商量时，我们觉得最好在大学办一场公开讲座，面向高校师生群体；然后再去精神病医院办一场，跟医生们交流探讨。所以，我要感谢圣保罗大学心理学系，雅克-阿兰将于下周一19日下午3点在那里发表题为“大学中的精神分析”的讲座。同时，我也要感谢州立公职医院精神科主任卡罗尔·索南赖希教授，以及该院精神病学研究组主任伊戈尔·塞尔吉奥·普鲁扬斯基博士。非常感谢他们欣然接受了办讲座的提议，这场题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的讲座将于21日周三晚9点在州立公职医院A报告厅举行。最后，雅克-阿兰，我想对你说，今天报告厅里汇聚了来自累西腓、巴西利亚、萨尔瓦多、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库里蒂巴和阿雷格里港各地的精神分析家，这充分证明，自从我们在加拉加斯那次交谈之后，我们就觉得请你来巴西是个极好的主意，这样大家就能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这一共同工作与研究领域的话题。事实证明，有这个想法的绝不止我们几个。

既然如此，现在把话语交给您。

JORGE FOBRES

误认

客观想想，我这次和大家待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有限，满打满算就一个紧凑的周末，所以我干脆放弃了原定的讲座，改成和大家做些更长、更连贯，同时也更随意的交谈。单是选用“交谈”这个词，就足以定下我们这次相聚的基调和风格。这是我头一回来巴西，我不懂这里的语言，对葡萄牙语文学也一无所知。现在我来到这里，是应豪尔赫·福布斯一份非常特别的邀请。

圣保罗

我第一次来巴西，第一站就是圣保罗，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座城市唤起了一段极为特殊的记忆；既然咱们是在交谈，我就不妨把这个名字勾起的那段回忆说出来。我和其他几位同仁一直陪伴拉康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不过，在68年五月风暴之后，我曾有三年时间远离了他的圈子。拉康在一次研讨班上——我当时不在场——用了一个说法，虽然没点我的名，但暗示得足够明显，以至于有人把这话传到了我耳朵里。他把我比作圣保罗，说我因为一次政治上的顿悟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听到这番话，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我像圣保罗一样重新跨上马背，不过这次骑的是拉康的马，而且走得比那位使徒还要远。和圣保罗一样，我处在一个组织和传播某种真理的位置上。在基督教历史上，他是基督真理的承载者、组织者和传播者。在这次旅途中，先是在阿根廷，现在到了巴西，我甚至可能会把自己想象成圣保罗……但我这么说，恰恰是为了防范这种念头，以免产生混淆。精神分析的真理与福音书的真理毫无关系，或许正因如此，这种真理并不讨喜，也不许诺任何救赎。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豪尔赫·福布斯诊所的房间非常舒适，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甚至可以说，营造出了一种亲密的假相，这很有用，能帮我们跨越实际上横亘在你我之间、因为我们从未有机会交谈而产生的距离。我得承认，我不了解巴西的精神分析实践情况，缺乏参照，要确立这些参照，我本该长时间地倾听你们，以便在你们的话语中建立起某种一致性；可现在，却轮到我来发言。我很想了解你们对精神分析有哪些关切和困惑。作为交换，我会谈谈我当下在忙些什么，而对我而言，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拉康博士的近期离世。

误解

我用了“谈话”这个词，这很不拉康，因为说到底，我们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谈话非但不能促成相互理解，反而会滋生误解。只有一种谈话有可能克服这一点：分析性的谈话，其装置显然非常特殊。

言说存在与被言说存在之间的误解（这是拉康的命题），解释了被说与说之间的含混。为此，拉康在法语中创造了parlêtre（言在）一词。刚才有人告诉我，这个词的葡语译法唤起了一些极具价值的语义微调，丰富了法语原词的内涵。这种误解绝非意外或偶然，而是结构。它内在于沟通，使意义迂回前行；在开启一场交谈时，明白这一点大有裨益。

拉康的教导——在座诸位想必有人接触过，并觉得难以深入——恰恰将这种结构性的误解考虑在内，从而避免了让人以为能立刻听懂：当他们对听到的内容进行推敲时，便会发现其中的误解，进而更仔细地审视它。

这导致许多拉康派遁入晦涩，但大家已经看出，这不是我的路子。我不认同拉康博士。有一个就足够了，而且这可不是随便哪个“一”！我不借用表达困难的手段。说到底，既然有一种话语在推敲自身的晦涩，那就该有另一种话语来推敲自身的澄明：我希望保持在这个维度，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谈。

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无意识，经由拉康的重新接续与论证，正是由这些沉积、铭刻在主体身上的误解交织而成的，它们独特地决定了我们所谓的主体命运。而精神分析正是要由此回溯到那些被直接却又曲折领会的东西，让主体重新回到自己的轨道上。

我举一个案例来说明。一周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次督导中，我接触到了这个案例。这是一位女性，她父亲曾在某个随便的、大概无关紧要的场合对她说：“你这辈子什么都不是。”她听到了这句话，并将其理解为自己生存的根本位置。不知不觉中，她死死抓住了父亲的这句话：她表现出的一切症状，总能想方设法围绕这句话来组织，而她干脆把这句话本身变成了自己的症状。

她生活中的大问题是眩晕，这是个缥缈不定的问题，因为一切都围绕着对眩晕的恐惧打转。她已经做过一系列精神分析，这种依赖是她的根本所在，而眼下让她不安的，恰恰是对眩晕的恐惧消失了。她的生活正是从这个症状中获得了支撑，她跟分析家谈起这个症状时，仿佛它是一个人（这是分析家本人提供的信息）。她说：“我的症状，我的症状不见了，我的症状要回来了，我的症状还在这儿”，就好像它是个伴侣一样。

我们可以用拉康的方式，用一个大写S来书写这个在依赖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并把它当作起点公式。这个案例的精彩之处在于主体位置的极端性：她把父亲嘴里说出的那个“无”照单全收，贯彻到底，完全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就是误解。在这个意义上，事实明显超出了父亲当时有意识放入其中的意图。这个案例就是这样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向我陈述的。之后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建构，并核实带来的材料是否证实了这个初步的建构。就在这时，她的分析家对我说：“啊，你知道吗，我想起她提过她父亲的一句话。”症状的坚实感表明了对这个关键点的否定。这个案例的妙处在于弄清症状是如何构成的。眩晕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症状，因为她实际上是害怕患上眩晕。我认为这里可以区分出症状1，它支撑着症状2：即对眩晕的恐惧。而最终，当她来到这最后一位分析家这里时，症状变成了对眩晕恐惧的缺失，这让她感到恐惧，因为对眩晕的恐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恰恰是支撑她的东西。

自从这个案例被提出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果说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空无之中，那是因为症状正是由空无、由主体的空洞构成的，主体没有实体，呈现出某种转瞬即逝和令人眩晕的东西。眩晕就在那无尽的退却中，在那里抓不到任何实体。这位患者的生活风格正是如此。如果她在换了三个分析家之后又离开现在这位，她就会继续从一个分析家换到另一个分析家，因为在分析中，一旦她的症状获得了支撑，她就会开始逃跑，逃离分析家，她把分析家当成一个系列，从不在任何一个那里停留，因为她不想知道事情底里到底有什么。她曾找其中一位分析家做了五年，始终是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构成了挑战，而随着患者的淡出、消失，这个问题也随之消失了。我再重复一遍，这个案例的妙处就在于这种消散，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我举这个案例是为了说明误解的效力。最终，我们可以孤立出决定她生活本质的那句话，以及支配她的那个能指。分析经验正是由此构成的。她父亲对她来说如此重要，本可以为她敞开癔症的大门，从而让她摆脱症状，将其治愈。但还有一个障碍，即父亲与知识的关系：每当女儿向他提问，父亲就塞给她一本书。在拉康的癔症话语公式中，这恰恰构成了障碍，使她无法像一个癔症者那样，去指向一个主能指，逼它吐出那些早就让她厌烦透顶的知识。

note：她不是不缺父亲的话语，而是她对父亲的话语的残忍真相（“你什么都不是”）心知肚明，但她“不想知道事情底里到底有什么”。

知之过多

不该拿知识把别人塞得满满当当，得讲究个适度，别搞填鸭式灌输，弄得人家都没法排空……这正是我担心的：两天连轴转搞五场讲座，拿知识把人噎住，硬灌一通，这实在让人难受；我得留神，尽量保持闲聊的调子。

上周我有幸去博尔赫斯家，听他讲了两个小时。我不好说他有没有在听我讲，但我特意没问他精神分析的事，因为他对这门学问不怎么待见。无论如何，他对这行的了解都停留在失明前，肯定没接触过拉康的著作，他绝对是不了解的。我问起他跟法国文学的渊源，他很乐意聊，而且我得承认，我的提问和他的见解确实能接得上；虽说他显然摸不清听他说话的人是个什么状况。这对盲人来说太难了！但他并不在意：似乎只要对话还算顺畅，他就乐意没完没了地聊下去。他唱了段探戈，背了马拉美的诗——顺便提一句，他觉得马拉美品味不怎么样，还顺嘴刻薄了乔伊斯一句，又聊了聊家常。这就是拉康所说的日常话语：交谈的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好给他个话头，让他娓娓道来一种类似内在话语的东西。而他的听众其实永远是同一个人，因为他很难辨认出面前这些人的具体面目，除了翻来覆去重复同一套说辞，别无他法。

拉康有时会说：“人人都在独白。”这正是误解的实质所在：说到底，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只有在精神分析中，由于大他者出场的方式，我们才有一丝可能换种方式去独白。说得谨慎点，不去神化这一操作的话，这过程其实挺让人眩晕的。

通常，一个人还没开口，别人就已经“懂”他了，误解就出在这儿，这就是所谓的预先理解。

我身上背着不少能指，靠这些能指才能把我这个人给界定出来；既然如此，大家就等着看我是不是名副其实，不管这名声是像我朋友福布斯吹捧的那样好听，还是吓人得很。指望我照着大家的预设来行事，这本身就直接坐实了误解。我还得说，场地也很关键，所以我挺喜欢这个僻静的地方，大伙儿都能自由自在地喘口气。

难道拉康不是作为60年代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来到巴西的吗？当时萨特主义在法国势头渐弱，结构主义者走到了台前，他也就顺势被推向了国际舞台。这就好比他们凑了列火车，把拉康塞进去就让他满世界跑，把思想撒向大半个地球，撒向那些愿意接纳这些东西的地方。

一切似乎瞬间就被预先领会了，拉康也被一股脑地打包领会。但人们渐渐发觉他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对他的兴趣绵延至今，且恰恰是围绕着某种“误解”展开的。他尚未被全方位地看透，既没法被框定，也没法被度量。他的话语极有可能在巴西找到了某个切入点，但我说不准具体在哪儿。

或许要定位拉康，就得把他置于一个对立网络中，这也是能指赖以运作的网络，其价值全凭差异来彰显。“拉康”这个能指之所以成立，正是为了对抗“梅兰妮·克莱因”这个能指，对抗团体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对抗那些直接对身体下手的实操治疗师，对抗所有倒卖意识状态的勾当——比如吸毒。为了在巴西精准定位拉康，这整套对立网络真的不可或缺吗？这张对立之网究竟是已经织就，还是早已散架？这正是我想抛给你们的问题，我也十分期待你们的回答。

一年多来，围绕拉康的种种误解始终让我挂心。

依然是拉康

这类误解其实无关紧要：拉康是一位极其出色的临床家。他去世时，一位精神病学教授——并非精神分析家，在拉康还是精神科年轻实习医生时就认识他——曾对我说，拉康在医院照看病人时那种细致、精准与警觉，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多年后依然如此。有时有人贬他是江湖骗子，但你根本无法想象，一个骗子怎能在巴黎执业五十年，接诊自精神分析诞生以来任何分析家都未曾接诊过的海量病人。他因“短会谈”受人诟病，但凡事得看积极的一面。在他职业生涯的巅峰，他从早上六点半一直接诊到晚上八点半，绝无夸张。中间仅短暂午休，且一直采用短会谈。因此，大家不难想象他的临床经验何其深厚。

试想，一个江湖骗子怎能执业五十年，门庭若市，且法国所有精神分析学会——无论是否隶属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正式成员皆是他昔日的分析者？承认他为人正直、有着绝无仅有的恒心，难道不更合乎情理？这一切在我看来不言自明。

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对其教学的误解。因此，我有意纠正人们对拉康思想节点的划分，这事关我们所有人。他的思想被概括、简化，仿佛他仅仅是个能指理论家。他将自己教学的起点定在1953年9月罗马大会上的报告，即《言语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场域》。这并非说他此前毫无建树，而是这一日期标志着一个断裂，是他真正以自己名义发声的时刻，从此告别后弗洛伊德主义者身份，开启全新维度。正是这最初的节点划分，主导了后人对其教学的全部理解。

但拉康远不止这一面。这并非批评，恰恰相反，是他自己不断修正并发展了最初的理论架构。他的教学持续了近三十年，长期保持每周一期的研讨班，后来改为两周一次。

我们必须找到推动其教学不断向前的内在动力。拉康从未停下脚步，仿佛已把话说尽。显然，其中必有一种综合机制在无限期地推动他自我更新，这正是我们应当关注的。

比如对其初始假设之推论的展开，由此衍生出“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这一命题。这个公式是我写的：拉康的全部教学就是对这一初始假设的展开。但写下之后，我又想修正它，因为这容易让人误以为其思想是同质、单向的发展；而实际上，他的教学充满了不断的修正，是各种推论之间的博弈。

这才是我们应当探讨的拉康：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拉康，不是那个用晦涩术语给出答案的理论家拉康，而是与自身问题缠斗的拉康。他不加掩饰，流露出烦恼与不安，尽管这并非一目了然。他也成功普及了一些表述和图式。比如“父性隐喻”，这对为孩子建构正常世界至关重要：即用“父之名”能指来隐喻母亲的欲望。这个建构坚实有力，但内核其实很简单。关键在于，父亲得是个真正的父亲，是个立法者。然而，若把父亲直接等同于立法者、等同于“父之名”，那就糟了，这通常会在家庭中催生出一个精神病。这正是施雷伯案给我们的教训：一位在社会上充当教育者的父亲，僭越了“父之名”的位置并亲自化身于此，结果酿成灾难。父性隐喻恰恰表明，父亲最好不要自诩为永恒的父亲，而应与这个能指保持距离，并懂得母权与“父之名”并不排斥；这是每个家庭心照不宣的秘密结构。但这里也滋生了严重的误解。育儿建议如今已成国际显学和产业：“如何教育你的孩子”。不可思议的是，随着科学话语席卷全球，所谓的人类被贬为无知之辈，万事万物皆成教育对象，什么都得教……而且建议只提给母亲，父亲听得少得多。这倒是好事，因为这样误解造成的破坏还小些。关于拉康思想的误解有个典型例子，那是个极佳的精神病案例，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医院做过报告。

note：缺席了还能生效的父亲才能构成父之名。“真正的父亲，是死掉的父亲。”

曾有一位父亲把“父之名”看得太重，这同样也是一种误解。这位66岁男子的案例颇具戏剧性，他彻底崩溃了。他允许我透露他的名字，这名字可谓意味深长。就像施雷伯一样，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并公之于众。他叫诺贝尔，还有两个兄弟：爱迪生和富兰克林。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想象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回头再细究这个案例。眼下，我先回到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上。

拉康并未固守《罗马报告》中宣告的立场。这在他的一篇核心文本中可见一斑，这篇文本流传最广，恰恰是因为它引起了精神分析圈外许多人的兴趣。

这篇文本脱胎于《罗马报告》的指引，题为“文字的机制”，在座各位想必都不陌生。文中，拉康借由雅各布森所厘清的对立关系，阐发了隐喻与换喻。这本是流传数百年的修辞格，雅各布森让二者在相互参照中运作起来。拉康指出，在《梦的解析》中，这两种核心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借此，我们得以通过一些小数元或公式，以更扎实却也更简明扼要的方式，去简化、重译并重新探讨这些问题，总之，就是把弗洛伊德在《释梦》中开创的东西重新衔接起来。

我认为，人们对拉康的理解乃至误解，都深深烙印在这篇文本里；我们无意批评，而是要去研读它，就像最近我们在巴黎花了一整年时间所做的那样。

话说回来，这也表明仅凭这个拉康对我们来说还不够。借由《罗马报告》，他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命题：无意识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的。正如我此前所言，这命题算不上什么凭空发明，因为一旦道出，它便成了关乎弗洛伊德所建构的无意识的自明之理：在分析经验中，除了语言，别无他物。分析经验恰恰是由分析家所摒弃的一切手段、所放弃的一切做法构成的：不去拍患者的肩膀，不去摆弄他的身体，不给他递根大麻烟，也不把爸妈孩子叫来一起看诊……它不搞家庭治疗。但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家庭治疗，全家人都以能指的形态在场；这甚至比患者把全家老小都带来还要“在场”；要是按那种天真的想法，干脆搭个帐篷来招揽患者算了。

把几乎所有东西都剔除后，剩下的就是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及场域。因此，拉康的这一命题理应被视为自明之理，尽管其中还包罗万象。没人非做分析不可，有人就宁愿去海边溜达……好在巴西去海边溜达不花钱，用不着像在美国那样，还得搞个什么特殊疗法才能去沙滩散步。摆弄身体或许真能达成某种客观效果，有何不可？只不过，这类疗法总是随潮流忽生忽灭，而精神分析却始终屹立不倒。

在精神分析中，拉康有一套理论先于他将能指与语言推至前台，那套理论将想象界视为心智的核心维度。因此，这个堪称自明之理的命题，绝非他思想与反思的起点。

镜子阶段

我不打算把拉康的思想史再捋一遍。但我想谈谈他早期关于镜子阶段的阐述，这个概念至今仍立得住。

1936年的马里昂巴德大会上，拉康正式踏入精神分析界，宣读了一篇观察报告。结果欧内斯特·琼斯以十分钟发言时间已到为由，直接掐断了他说话的机会。拉康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直到最后。琼斯的插嘴实在可惜，害得拉康没能把报告讲完，而弗洛伊德本来能借此了解他的思想，结果却压根没读到这份报告；这真是一场错失的相遇。

提出镜子阶段后，他拿女儿卡罗琳做过观察实验，此后又经历了其他几段相当有价值的学术历练，比如去听科耶夫在法国开的头一个黑格尔研讨班，当时在座的还有阿隆和格诺等人。不得不说，这确实是法国知识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黑格尔、镜子阶段及其超越

当年，黑格尔是绝对的禁忌，大学里根本不允许开他的课。直到1940年以后，在梅洛-庞蒂、萨特和伊波利特的推动下，黑格尔才成为法国学院派哲学家认可的作者。镜子阶段显然不是一种纯粹的体验，拉康之所以具备必要的敏锐度并将其理论化，是因为他脑海中早已有了黑格尔的主奴图式。镜子阶段表面上看是一种体验，但实际上是一个经验现象，是主奴辩证法的范式。自我立刻就被置于寄生性主人的位置上；不过，现在没必要重述历史；有意思的是拉康从中得出的理论，他断言精神分析的核心在于认同的功能，这构成了他在强调能指功能之前的理论基础。主体终其一生都被各种形象所捕获，并接连不断地认同这些形象，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他的自我，正如弗洛伊德在别处所说，就是一个杂货铺，堆满了各种零碎认同，而这些认同彼此之间还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生命中的重要时刻都是以从一种认同跨越到另一种认同为标志的，这让人假定形象会产生实在的效应。拉康认为，证据就在动物行为学中，它清楚地证明了形象的实在效力。在《文集》中，可以找到关于鸽子、蝗虫和其他动物的引用。说到底，我们承认这套理论是自洽的，尽管我们很清楚它碰到的障碍在哪里——并非所有的认同都是等价的。

走出俄狄浦斯情结后，主体会产生一种新的认同，使他能够以稳定的方式建构自己的世界，并与对象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些认同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后一种认同有这种功劳？形象在无意识中的在场是如何公式化的？在动物行为学中找例子是一回事，这不需要无意识的假设，我们面对的是带有自动性特征的事实，甚至在某些鱼类中也能观察到：它们能认出同类，存在两性关系，雄性与雌性交配必然有一套公式，反之亦然；这里可能会出现伪装，但一切都能顺利进行，只要凸显出相关特征即可。这就是拉康意义上的性连接，不是性关系，而是作为公式的连接，按照他的论点，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是不存在这种公式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注意到福布斯家桌上放着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书。这位动物行为学家以前还是个正经学者，后来才开始写《裸猿》这种面向大众的东西。把人类还原为动物物种总是挺逗的。他试图按照动物行为的模式来写人类行为的论著。但恰恰在性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在性态方面，根本无法孤立出每个物种的相关特征。不能说男人渴望女人的条件和动物一样；所以大家都在寻找秘密，对这个问题着迷，但不可能去挨个询问并逐一揭开个案。迄今为止，人类孤立出来的唯一相关特征就是瞳孔放大：心理学家的精细实验似乎表明，男人通常认为瞳孔放大的女人更具情欲色彩。

为什么并非所有认同都是等价的，而且作为形象，它们是如何在无意识中持存的？无意识长着耳朵，正是通过耳朵它才变得复杂，通过误听。顺便说一句，即使在弗洛伊德那套糟糕的第二拓扑学图式中——拉康在加拉加斯最后一次公开研讨班上批评过它——也有一种类似小耳朵的东西。弗洛伊德指出，超我是由听觉残余构成的。无意识长的是耳朵，不是眼睛，尽管它不听劝，而这正是精神分析存在的原因。

拉康在某个时期，为了解释形象在无意识中的持存，使用了“意象”这个术语。但这并不太好用。这个词在实在的形象和在无意识中持存的形象之间显得模棱两可。我已经表明，引入象征功能后，各个领域就被区分开了：一边是想象界，它确实属于形象的秩序，另一边是象征界，它属于能指铭写的秩序。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想象性认同和象征性认同。想象性认同总是带有侵凌性，就像在镜子阶段那样——我认同的那个他者，就是我自己——它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是战斗性的认同，既带不来稳定，也带不来和平。

其次，还有象征性认同，它依托于词语的中介，运作方式完全不同。象征界在拉康那里就是这样诞生的，为了解决自恋中包含的那种想象界战争状态。

可以说，从这一点起，一段真正的叙事就此展开，而拉康的教学也出现了一次断裂。这个断裂他自己曾明确指出过，却从未有人留意。

拉康教学的演进

这正是他在《文集》中某篇鲜少被讨论的文章里所说的，该文是对罗马报告的补充。他在那里用了一些独特的句子，因为相较于1953年那篇宏大的《罗马报告》——他在其中引入了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这篇文章似乎分量很轻；它只有十来页，却提出了研讨班XI《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中的一些概念。没人想到这篇小文章旨在平衡前一篇：我在这里看到了拉康的修正起点，此时对象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在他的理论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而强调欲望构成了他十年来话语的基础，此后欲望也一直是拉康理论中的流行词，即与要求相对立的欲望。原本落在欲望上的重心似乎转移到了别处，即不再服从同一运作法则的享乐。人们尚未充分注意到拉康如何改变了欲望与享乐之间的标点，这解释了他为何被引导去重新提出女性享乐的问题，而自20和30年代的辩论以来，这个问题对弗洛伊德和许多精神分析家来说一直是个未知数。

欲望问题让拉康极为困扰，因为如果仅仅在某页书上找他给出的定义，然后说“对拉康而言，欲望就是……”，那就太过简略了。读拉康不能这样读；必须知道，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在试图划定某物的界限。这个欲望并非亘古长存，也不是他给出的某个定义，相反，它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带着自身的难题，或多或少地呼应着临床事实。这些概念会发生非常微妙的转化。我们还必须留意他可能强加于自身思想的断裂。这一切都在《文集》里：这本书比看上去要厚重得多，就像一本书里藏着一座图书馆，包含着极其微妙和细致的转化。

在让大家发言之前，我还需要说几句。我同意现在和大家探讨能指的问题，这比仅仅把它看作一个音素或一个词要复杂得多；也不能把分析解释简化为文字游戏。读《文字的实例》时可能会这么想，毫无疑问，这个维度确实存在于精神分析的解释中，但操作能指比玩弄词语要复杂得多。拉康最初引入能指时，将其视为基本的中介功能，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能指观。我们拿一句著名的中介言语、满言来举例：“你是我的女人”。要确立我作为丈夫的身份，我必须首先赋予对方她的身份，我的身份也由此而来。多美妙啊！然而，稍后的拉康会对这个例子嗤之以鼻，因为它似乎把性关系写入了象征界层面。

他似乎在说：你们不会在象征界层面找到一个公式来书写性关系，并以此强制约束人类。宗教也是这么说的，它利用这种缺失，并提出一种人为的替代方案，条件是进行一些仪式化的象征操作。性差异能用中介言语来填补吗？1970年的拉康会嘲笑50年代的拉康让人产生的那种想法，即认为在人类物种中，男人和女人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尤其是女人，她们在那里是为了给男人化身大他者。这个拉康再也不会把“你是我的女人”当作解决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中介方案来推广了。

沿着这条路，我明天将继续，从拉康的欲望及其转化谈起。

讨论

P：我的问题是关于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一直觉得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间有个很大的不同。单从时间上看，拉康做临床的时间也许比弗洛伊德还要长。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弗洛伊德写了著名的“五大精神分析案例”，但这些案例并不都是他亲自在场的，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分析施雷伯，也没有直接分析“小汉斯”，他只是把相关研究发表了出来。

拉康却没有发表过临床案例。这有什么说法吗？

J.-A.M.：要是拉康发表过临床案例，那该多棒啊！撇开他在1932年答辩的博士论文里发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精神病案例不谈——当时他还是精神科医生——自从他投身精神分析之后，他确实没再写过临床案例。

那个案例的患者记录了自己的妄想，拉康当时面对的材料，跟弗洛伊德研究施雷伯时面对的材料属于同一种类型。

我们往往对何为“案例”抱有相当简单的观念，将其视作一部人生小说：前史、发展乃至最终的化解。

在精神分析中，还存在另一重维度，从词源上看即“坠落”之意；而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无意识形成物恰恰能生产出案例。我们在此谈及的是弗洛伊德的五大精神分析案例，因为他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或《释梦》中所收集的正是案例，是那些从存在中坠落之物。

我们必须拓宽“案例”的概念，将口误和失误动作囊括其中。拉康曾审视并分析过这类碎片。而在《著作集》中，《治疗的方向》一文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补充这一点对于界定“案例”概念至关重要。

然而在精神分析界，案例报告却遭遇了一场危机。或许这一实践仅属于某个特定阶段，直到人们察觉到一个精神分析案例归根结底总是分析家自身的案例。不过这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弗洛伊德重提多拉案例时曾说：“我原以为……但我错了。”他究竟错在何处？他预设K先生理应让多拉神魂颠倒，随后是他自己，即弗洛伊德。他笃信性关系，笃信那种性公式：少女配少男，女人配男人。但他错了，因为多拉真正在意的是女人，这正是她作为癔症患者的体现。

癔症患者以自身作证来反驳性关系，她固着于一种对女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关系，并借此让男人们动摇，或至少试图这么做。

多拉案例经由弗洛伊德的陈述，已然变成了弗洛伊德本人的案例。

正是《释梦》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使我们得以书写弗洛伊德本人的案例。

有一点颇具启示意味：尽管分析家往往拒绝发表案例，因为他们深知这会暴露自己，而这种顾虑也解释了为何多数人选择搁笔；但精神分析临床本就是转移的临床，而无人能出拉康之右去建构并重构这一理论。他所有的理论诉求都蕴含着后果，或是与转移理论同步建构而成的。

弗洛伊德文本中令人惊叹之处在于，其丰富性超越了他本人的自知。这类文本呼唤着书写，且这种书写永无止境；他为我们留下了二十世纪的诸种神话：小汉斯、施雷伯局长、狼人、鼠人；这是我们的《奥德赛》，我们的《伊利亚特》。它们甚至贡献了诸如“捷足阿喀琉斯”这般的经典表达。

拉康并未步弗洛伊德的后尘，因为对后者而言，这条路径已然穷尽。

在《Ornicar?》杂志中，我们曾想开设一个探讨无意识形成物的专栏，收录一些精简案例。但征集稿件困难重重，即便我自己也尚未交稿。如今在弗洛伊德事业学派，有人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可能重拾那条宏大的经典路径。正是这一关切启发了二月研讨会的主题，并获拉康认可，即“精神分析临床：案例与无意识形成物”，设想我们既能呈现当下案例，也能重温经典。唯有通过这种临床交流，我们才能更好地相互助益。

同时我们也能妥善处理好保密原则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有时阻碍了案例在本国的发表。

以上便是我去年针对困扰分析家的一大难题所作的几点核心思考，即患者跑来阅读自己被发表的历史。诚然，狼人在读到自己的案例时颇感欣慰，确证了自身的存在，但实际上，这对他并无益处。

P：我的问题是临床层面的。拉康的精神病公式，通过除权，即Verwerfung，被设定为一种无意识功能，但它不同于压抑。如果不结合临床案例，我们该如何理解对象a的换喻和隐喻功能呢？

J.-A.M.：完全可以，不需要罗列新临床案例的细节。拉康重新接续了弗洛伊德的发现。

他并没有把自己等同于弗洛伊德，也不认为是自己发明了精神分析。在重读与批判的过程中，他提取了其中可传递的内容及其教导的逻辑。他打趣说，自己把弗洛伊德的教导修剪成了法式园林。我们不能忘记，拉康为了论证自己的概念，重新梳理了海量的精神分析文献。

他并非精神分析的先驱，而是恰好出现在弗洛伊德著作走向尾声的时刻。他研究的不仅是弗洛伊德的教导，还有在弗洛伊德本人周围及那个时代发展出来的东西。

他力求明确这些概念在朵拉、鼠人、狼人、施雷伯、小汉斯以及五大精神分析案例中的具体应用点。他将这最后这部著作作为一年的研讨主题，紧贴文本，提取出他认为在临床上至关重要的功能。在法国，他是第一个关注梅兰妮·克莱因的人，他在1955年翻译了温尼科特，推广了巴林特，并且始终对弗朗茨·亚历山大保持着批判性的欣赏。

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享有特权的往往是那些大家都熟悉、都研究过的经典案例；我们不能说这些案例是分析家本人为了迎合自己的论点而凭空捏造的：正因如此，它们才更具证明力。

至于除权与压抑之间的区别，以及对象a在隐喻和换喻中的位置，我将尝试给出详细的解答。

当拉康在《文字的因由》中阐述隐喻和换喻时，他还没有发明对象a。确实，弗洛伊德直到20年代才明确强调阉割。而拉康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重拾弗洛伊德早期的主题，从阉割问题出发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序。拉康实践的是一种回溯性阅读。

我们必须关注那些事实，它们只能显现于拉康提炼出的范畴中，比如划杠主体、对象a、能指1、能指2，正是这些范畴使他得以建构四种话语。

这些范畴能否与精神病挂钩，并不显而易见。我记得在临床组，顺便说一句，相关内容已发表在《Ornicar?》的某一期上，我曾问他这些范畴是否适用于精神病。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回答说是；于是大家请他多谈谈这个问题，他却说“下次再说吧”，此后便再未提及。他不作回答其实是非常仁慈的，因为在临床组整整一年的工作中，我们一直在尝试这么做，试图在精神病中孤立出对象a的功能，特别是在舒尔伯法官的案例中。

拉康在谈论精神病时，在舒尔伯法官的文本中强调了对象a的功能，尽管他当时并未将其命名。

这显现于舒尔伯法官任由自己沉沦的时刻，也就是他被抛弃的关键瞬间。拉康在某句话中正是这样界定对象a的：确切地说，它是从象征联结中掉落的对象，是从中脱落的对象。这种妄想的一个关键时刻，就是法官成为从神圣话语中掉落并与其分离的对象。这不仅仅是与对象的认同；他本身就是那个被抛弃的对象。对象a就定位在此，它阐明了一系列问题，包括法官的享乐问题。

它就在那里，在撕裂与痛苦中，但同时也在享乐中：当他穿上女装时，他便在享乐中畅游，镜子向他反射出本质的女人，上帝的女人。

拉康说，女人不存在，除非在精神病中。而舒尔伯的女人确实存在。

问：我们很想知道精神分析该如何传递，考虑到拉康的话语教会了我们思考差异而非类比。如果我们忙于把临床案例当作例子来定位，我觉得我们仍然在进行类比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又关切如何向更多人传递精神分析。在类比思维之外，如何可能理解那些数元？

雅克-阿兰·米勒：我不太明白你所说的类比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说吗？

问：我把类比理解为一种从固定参照点出发的推理，一种被视为绝对的参照；而隐喻则是一种持续的滑动、替换和历时性运动。

在《言语的功能与场域》中，拉康说类比不是隐喻。

雅克-阿兰·米勒：对于分析经验而言，不存在类比。在其中，一切参照都被悬置。弗洛伊德试图检验其病人的态度和言辞；唯一的参照就是话语自身的终点，而不涉及我们所讨论的类比原则。充其量，我们能拥有的是能指的连贯性，而最终充当参照的，是能指的逻辑与拓扑。对于经验主义头脑来说，这还不够。但是，精神分析经验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人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我们向他们重复他们刚刚断言的某个关键词时，他们可能会感受到一种非凡的效果。拉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语言必须是什么样的？主体必须是什么样的，才会让人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使用了宏大的参照，并致力于研究弗洛伊德那些已被作者本人理论化的临床案例，进而做出了另一种阅读。比起拿一个案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证明弗洛伊德本人的案例就在支持他的论点，要更有说服力得多。

弗洛伊德的案例依然属于古典书写，它们是19世纪最后的小说。我们是后乔伊斯时代的，是后詹姆斯·乔伊斯时代的——拉康曾用一整届研讨班来探讨他——我们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讲故事了。

欲望

昨晚我们中断了讲座，因为得吃饭睡觉。问题全出在这儿。吃饭睡觉的“需要”真的存在吗？在精神分析里，我们对需要的基础一无所知。不妨假定言在是由欲望构成的。对我而言，很明显我去吃晚饭并非出于需要，而是出于想和巴西建立联系的欲望。至于睡觉，人睡觉显然是为了与梦相遇。我们本可以继续讲，但别的欲望横插进来，打断了讲座。

欲望是个复杂的概念。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它能被压抑，进而在梦中实现，更关键的是，它能在分析经验中被改变。其实，理论上的问题在于弄清欲望究竟是什么。对弗洛伊德而言，这正是他证明其经验的核心所在——性欲望。这种欲望在动物身上也有，表现为可观察的行为周期，动物借此完成两性的交配。因此，这种欲望可以跟行为周期挂钩，周期的终点就是满足；也就是说，欲望可以被视作得到了满足。

性欲望，只要它决定着一个可观察的行为周期，就绝不等同于精神分析中所解读的欲望。后者的定义就是不自知；对自身欲望的无知，正是分析装置产生的一种效果。

如果主体进入装置，把自己摆到可被解读的位置上，他就会与欲望分离开来，欲望随之变得晦涩难解。以前它也是晦涩的，但只是到了极限。与自身欲望的距离是由装置诱发出来的，装置将主体置于无知的位置，欲望正是从这里向他揭示自身。弗洛伊德的解读忙活的就是这个：去症状、口误、梦、失误动作里寻找欲望的栖身之所。性欲望是否也存在于这些形成物中？那种投注并构成口误、失误动作和梦的欲望……与同样决定着人类行为的性欲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事儿一直延续，最后搞得挺复杂。拉康的教导中存在一个裂隙，未必被填平，这体现在欲望呈现的两条脉络上：一是形象脉络，这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尽管在人类身上表现不同；二是与大他者相连的脉络。当涉及那个相似的、镜像的或想象的小他者时，这两条脉络可能会混淆；但一旦涉及象征的大他者，两者就截然不同了。在这个语境下，关键是要在欲望的想象维度和象征维度之间找准定位。

拉康在欲望问题上的临床关切是什么？是去解释、证明并发明它的结构：看分析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主体进行运作。拉康在初期接触到了分析装置及其一系列效果；他并没有去改造它们，尽管他的理论建构本身让装置变得更纯粹了。他的工作是提取出这些已发生效果背后的理据。

说到欲望，它必须是经验中的那个X，这样才能在一个并不预设性行为周期开启的装置中被改变，对吧？而这个装置恰恰是建立在对这种行为的禁欲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形象的操作之上，不是吗？

分析从这个无法呈现的维度中抽身而退，因为它没法把欲望捕捉为一种惹人欲求的形象。关键在于在分析经验中捕捉欲望，而不去施展形象的魅力。转移的诱惑恰恰在于对想象界的克制，而不是去渲染它。

拉康的命题，堪称一种公理，即：在人类中，欲望必须让自己获得承认。

拉康特意强调这一点，其实挺有意思的：这是个哲学术语，取自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科耶夫曾说，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有突出的形象中，最核心的就是主人与奴隶这对关系，他正是要借此理清核心的死结。拉康始终忠于这一参照，它就像一个数元般贯穿了他整个教导生涯，尽管他在不同时期赋予了它不同的含义。多数时候，正是这一点让人很难看清拉康的教导在其一生中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因为他始终沿用着同样的范式和表述。比如，早在《罗马报告》之前他就提到了主人与奴隶，到了1970年建构四种话语时又用到了它，其中就包括主人话语，里面设有主人和奴隶的位置，而这些位置可以由不断置换的不同能指来占据。他始终在同一个黑格尔范式下运作。这里就出现了拉康教导中的一个裂隙：某些核心参照的极简性与意义生成的丰富性之间的裂隙。

在《精神现象学》中，两个意识面对面地摆在一起，它们必须各自独立地进行同样的运作，因为它们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两个”。

起初，它们具有相同的属性，但黑格尔指出，这种对峙绝不会导向稳定的局面；每一方都想要对方死。纯粹假设下的二元关系是无法达成妥协的，因为说到底，每一方都想要消灭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要么你死，要么我亡”。这正是拉康将偏执视为一切主体基础临床结构时所依托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偏执是潜伏的，我们必须明白，说到底，人人都有偏执的底色，我们之所以能保持距离，不过是为了避免互相攻击罢了。

正是由于意识的这种不相容性，黑格尔认为，最终分化出了主人与奴隶：前者直面对方想要的死亡，而后者在死亡的风险面前退让了，因为他承认了对方，却没有得到对方的承认。

主奴的定义是这样的：奴隶承认主人，而主人不承认任何人。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关键在于奴隶因为承认了他者而取得了胜利，并且有可能对称地获得承认，而且由于他投身于劳动，他将成为历史的钥匙。主人则固守着不承认他者的立场，纯粹且直接地面对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他置身于劳动之外，面对的是其主人身份的问题。当奴隶投身于劳动和享乐时，主人却始终在沉思如何承担其主人身份，同时，他也成了辩证法之外的一个元素。

正是这个虚构启发了马克思，因为它包含着未来属于奴隶、属于生产者的承诺。这是黑格尔思想中的一个关键点。对于那些喜欢折衷主义的人来说，如果能想象在同一个点上描绘出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路径，或者从主奴位置的变化出发描绘拉康与马克思的路径，那会非常有趣。我们从这个问题中能学到什么？那就是，除非我承认他者，从而让他者也承认我，否则我无法在人类中被承认为一个真正的主体。

因此，这里存在一个知识的回路。

这离“非你即我”并不远，但这是“非你即我”转化为“你和我”的转折点——因为是你，所以才是我。主人的位置决定了他不承认任何人，因此也无法被任何人承认，因为即使是承认他的那个主体，也就是奴隶，也不是在他的人性层面上承认他，这种承认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只要奴隶还没被承认，主人实际上就是非人的。正是因为承认了他者，奴隶才拥有了承认的维度，这使他能够在他者身上建立自身。

note：“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承认。”

在图式结构中，这是一种既诱人又模棱两可的建构。

这正是拉康图式中原初细胞所铭写的东西。例如，如果我在这里放置一个主体，在那里放置另一个主体，其前提条件只能是其中一个承认另一个。

这就是拉康图式的基础细胞，它可以在不同的研究中以多种方式被使用。借助这个图式来书写承认的回路。首先，我必须承认他者，以便被他承认。只有以在他者身上建立自身为条件，我的认同才能被承认。这个图式支撑了拉康视为真实言语范例的那些句子，比如“你是我的女人”。这预设了我建立他者，即我的女人，以便我能作为丈夫而存在。我不能说“我是”，因为只有当他者同意我为他安排的位置时，我才能知道这一点。我的认同只有在回馈中才能浮现。另一个例子是“你是我的主人”——如果我能说我是你的弟子，你就会成为主人。然而，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图式，因为它要求对称性；却把他者置于一个与最初那个纯粹的他者实例不对称的位置上。图式中的这两个位置是可以区分的。如果他者同意，图式就变得对称了。它之所以模棱两可，是因为它可以有两种读法：“你向我展示这个图式，但无论如何，你是他者”；第二种是，“你向我展示一个对我们俩都同样适用的图式”。如果从位置的层面来看，这是一个对称的图式，但它由两个不对称的位置组成，这两个位置的运作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强调其中一种读法或另一种，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东西。有必要向你们，也向我自己澄清拉康的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拒绝了这一点——欲望不一定非要是承认的欲望。

note：主体是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所表征的东西。

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个故事不涉及性的问题，我必须承认一个女人作为女人，以便被她承认为男人。我们是否能这样来表述并不那么清楚，这等于把性差异铭写在承认的秩序中。“主奴”辩证法适用于人类：承认他者是人，与承认他者是有性别的，完全是两码事。

对小汉斯来说，这就非常简单了：在他的概念里，所有生物都有菲勒斯。这里有一个可以运作的能指。这就是“杀死我的女人”这句话的模棱两可之处，它写在象征归属的层面上，尽管我们处于契约的层面。这与“你是一个女人”截然不同，拉康没有评论过后一种表述，但他的教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转移的。不过，“杀死我的女人”不是问题所在。文化已经找到了很多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你是一个女人”要复杂得多。在镜像阶段，所涉及的他者，即镜像他者，是同一性别的。暗中潜藏在拉康这一早期建构中的，是对性差异的忽视，无论是在镜像模式中，还是在哲学模式中。哲学家们一直很难将存在两种性别这一事实纳入考量。我们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或《判断力批判》时，根本不会怀疑存在两种性别。当然，在道德学说中他考虑到了两种性别的存在。在人类学中，也考虑到了两种性别。哲学家们极难承认这一点，甚至有人建构了一个不存在这种差异的维度，然后不得不解释存在次等性别或多重性别。这证明了哲学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的困难。拉康本人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提取了一个性差异被消解的维度。

拉康究竟发明了什么？一种理论创造，即分析经验中涉及的欲望、性欲望，被铭写在承认的秩序中，被困在这个回路里，并依赖于构成性的中介：点1依赖于点2的中介。点1只能通过点2、借助点2的媒介才能到达。

当拉康解释存在一种知识的临床，以及一种与这种结构非常契合的特殊欲望时，我们就能看到类似的东西，这并非完全是他的发明。这在癔症的临床结构中可以观察到，尽管癔症的问题并不直接指向女人。拉康将欲望的普遍公式——这也是他《罗马报告》的出发点——视为人类欲望就是让自己的欲望被承认。他将欲望铭写在主体间关系中，从而能够解释为什么分析经验可以作用于欲望，如果欲望是主体间的，那么分析本身也是一种主体间的经验。

note：二阶的认同导向二阶欲望。

那么，拉康给我们的欲望定义究竟是什么？

一种转瞬即逝的欲望，其唯一的对象与唯一的满足，便是得到他者的承认。它毫无实质，能够支配它、框定它、栖居于它的，唯有对承认的欲望。这个概念极其精妙，其中某物陷入了一个逻辑循环。欲望是什么？就是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承认的欲望。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从逻辑上看，欲望只能通过它自身来定义。这一定义维持了它作为未知数“x”的地位，并表明它遭遇的唯有匮乏，就像昨晚的眩晕一样。它带有与昨天的症状相同的无限气息，一种伪无限的气息。这并未赋予它任何实质性内容，没有任何具实体的对象，欲望本身除了对欲望的承认之外什么都不是。对什么欲望的承认？对承认的欲望，这就是那个循环。

note：有点像自反性，也就是辩证法那里。

讨论

P：借着您对黑格尔的阐述，以及刚才对一位哲学家的解读，这让我不禁思考该如何理解拉康对哲学话语的看法。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抽象层面运作的话语，它在一段时间内将特殊个案搁置一旁，也搁置了所有临床关切，尤其是研究精神病的关切。由此我想问，该如何理解拉康关于欲望的话语，他关于欲望的论述？这种话语是不是更贴近哲学话语，因而也是一种抽象话语，从而难以应用到特殊个案中，也就是难以应用于精神病或神经症的临床问题研究？

J.-A.M.：这正是我刚才所说的。拉康这部分教学是最具哲学色彩的。而它之所以不同于纯粹的哲学建构，是因为拉康借用黑格尔的材料，是为了试图说明分析经验。我们不能指望光靠跟人聊天或听人说话就能改变欲望的什么状况。这简直是疯狂的想法。亚里士多德谈到子宫时，把它说成是女性机体里到处乱跑的小东西，但他绝没认为这玩意儿长着耳朵，能跟它聊天来改变欲望的锚定。必须将大他者牵涉进欲望中，才能说明分析经验。这是拉康找到的第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解释路径和特征。与此相对的是另一条脉络，即必须说明欲望虽然可以被修改，但同时具有不可熄灭的恒常性。

我同意引入临床参照，但有意思的是，拉康只有在建构欲望在能指上的锚定时，才会特别去考虑这些临床参照。他考虑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治疗的方向》中对“美丽的肉铺老板娘”之梦的重新分析。这为我们提供了该如何理解欲望的例证，即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个表述在癔症临床中尤为适用。

我今天上午讲的是拉康的第一哲学。关键在于要认识到，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本可以停在那里，他的哲学家朋友们会为他鼓掌。曾有一段时间，拉康和伊波利特、梅洛-庞蒂等哲学家交好，但后来的哲学家跟他的关系就变了，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敌对和攻击的关系。

P：小组里存在着某种重复，在临床问题上，或者说在哲学与精神分析的差异问题上，显现出了某种症状。我多少被这个症状给困住了。我想提个问题，也不知有没有意义，这涉及另一位与拉康有渊源的哲学家，阿尔都塞。也就是“杀妻”的问题，因为早在拉康试图思考这一问题时，阿尔都塞就已经在接受拉康本人或拉康派分析家的分析了。

1974年拉康探讨实在界时，我们得知阿尔都塞杀妻了。昨天您谈到富兰克林和爱迪生，谈到精神病主体的父之名问题。

我想从“杀妻”这个切入点，来思考哲学家或哲学与精神分析临床之间的关系。这有可能跟小组的症状做个联结吗？

J.-A.M.：看得出大家倒是不怕倒胃口。确实，拉康利用了法语里“你是我的女人”和“杀我女人”的谐音，这在某种意义上让他借由同一个文字游戏，将命名这一象征界事件与一切意指作用中暗含的谋杀缝合在了一起。

至于临床，在座各位有六七十人，要是今天下午或明天上午能有人报告一个案例，随后我们花一个小时来讨论，我会非常高兴。那会既愉快又富有教益。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过整整一天的类似练习：上午由精神病院的医疗团队报告了一个案例，下午又接连报告了四个，日程排得相当充实。所以，这个周末我们完全有可能也来研讨一个临床案例。

P：您梳理了欲望的逻辑序列：先是原始状态，再是想象化，最后是象征化。另一方面，精神病由于“除权”这一结构性位置，偏离了这一序列。第三，分析旨在欲望层面进行重构。我想探讨的是，就精神病结构而言，分析的这一目标未来将走向何方。分析能否致力于在除权层面开展工作，为精神病主体开辟这样一条路径，促成从原始到想象、再从想象到象征的跨越？

J.-A.M.：我所区分的三个逻辑时间，对应的是拉康教学中的某个特定阶段。比如《研讨班I》里的内容，我可以顺着序列说明它是如何被重新定位的。但我认为，用这套图式来反思今天的精神病并不十分妥当。不过，在拉康理论的初步阶段，他已经从象征界中的“除权”出发来定位精神病了。如何界定这个象征界呢？在那个时期，象征界的核心是由言语的法则、承认的回路来规定的。首先，精神病主体在拒绝，他被排斥，他也把自己从承认的回路中排斥出去。于是这就谈到了除权，对“父之名”的除权，对言语法则的除权。后来拉康对象征界的界定发生了变化，不再用言语的法则，而是用语言的法则来界定。此时，除权被表述为对“父之名”的除权，不再是针对言语法则，而是针对“父性隐喻”的除权。他之所以能将其构想为隐喻，是因为在他看来，无意识开始由语言的法则来建构。但如果我们对精神病展开新的研究，就不禁要问：究竟该基于象征秩序的哪种界定，来定位这一缺失呢？这牵涉到拉康教学后期许多深层问题。自从他将“享乐”引入象征秩序，我们就倾向于认为，必须从这一点切入来操作。这里存在一种临床治疗的拉平效应，而这取决于对无意识结构的某种假设。分析家的位置也会随着他对结构的假设而发生变化。比如，拉康绝没有坚持说精神病主体那里没有大他者。在他给出的舒尔伯图式中，即便引入了漏洞，他依然维持了这些结构，即自我与其相似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事实上，我认为舒尔伯在两个非常清晰的层面上维持了下来：一是他继续与妻子保持着夫妻间的友爱关系；二是显然舒尔伯是在向某个人喊话，他确实是在向大他者喊话，因为他想把自己的临床个案，也就是施雷伯的临床，确立下来。这无可厚非，他是想把自己的临床留给科学界。不过，要说“精神病主体完全置身于言语法则之外”，这就有点太绝对了。

P：既然提出象征界应以父之名来界定，我觉得我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面对父之名的缺失，分析家可能采取的立场究竟指向怎样的未来？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机会，说到底，我自己又有多少机会？

J.-A.M.：你们是想让我先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想再补充一个？

P：我觉得最好现在提问。当你开始思考像你刚才那种解读中存在的裂隙，尤其是在你报告的最后，你的问题也就成了我的问题。所有这些时刻，这个原始欲望的瞬间，这个先于父法的精神病主体的瞬间，以及我们知道正是精神病主体自身意象的那具碎裂的身体。我不禁要问，在精神病中，身体究竟被铭刻在何处？在无意识中未被作为男人来铭刻的女人，便是这第一具身体。正是在这种实在界的关系中，它被拉康如实地铭刻下来；但当我们谈论身体的精神分析时，言下之意就是在谈论对象a，言下之意就是在谈论你今天所呈现的一切，尤其在精神病中更是如此。那么，这具身体究竟是如何被铭刻进无意识的呢？

P：关于精神病，我还想再说几句。我听你说精神病主体处于话语之外。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将他铭刻进话语之中呢？

J.-A.M.：这实际上是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拉康曾致力于精神病问题，他在《文集》的《先导问题》中做过专门探讨，但他从未中断过与精神病的联系。比如，他一直在做病人演示。但自那篇宏文之后，他的教学中再没有类似的论述。大概五六年前，在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小组聚会上，有人问起过这件事。我问他为什么没在精神病问题上做更多推进？他温和地回答说，是因为他见的精神病人不够多，经验不足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当的教导，这体现了极大的临床谦逊。我们问他有没有给精神病人做过分析？他说“有”。那治愈过他们吗？他说治愈过，但不知道是怎么治愈的。他当时跟我们谈到治愈，治愈精神病儿童，就像莫德·曼诺尼说的那样。通常，这只是在叙述的某个时刻停下来，而我想知道一两年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不确信我们对治愈有如此确切的把握。问题在于：能否通过一种强制、一种嫁接，把被象征秩序排斥的精神病人重新写入象征秩序？这正是梅兰妮·克莱因对孩子尝试的做法，也就是拉康在第一期研讨班中谈到的小迪克案例里，她所实施的那种著名的俄狄浦斯强制。她把象征主义强塞给他，告诉他如何用父亲、母亲来建构事物，而他就是阴茎。这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象征律令，好让他找到自己。这看起来骇人听闻，哲学家们也觉得克莱因的干预骇人听闻。但这总比跪在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前，认为这才是至高无上的主体立场要好，那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谵妄。我提到的《反俄狄浦斯》里的哲学工作不是这种，那不是什么严肃的工作。作者自己都说，他对那里提出的东西没有答案。所以没人真正想过要实践精神分裂分析，这很正常，连他们自己这些首创者都没实践过。

拉康当然没有对此采取明确的理论立场，我们知道，针对这种象征界的缺陷，存在着想象界的拐杖。正是这些拐杖让施雷伯院长撑到了51岁，带着那个无人察觉的根本缺陷。

生活和存在会为精神病人提供想象界的拐杖，但这让他极度依赖这种偶然性。一旦生活抽走这些拐杖，他就失去了支撑。当这种缺陷暴露时，我们可以尝试发明新的想象界拐杖。诚然，心理治疗中某种关系的锚定或许能这样起作用，但这并没有饱和除权。即便所谓治愈了，那也是一种支撑活动，提供足够的依托，让主体在缺陷敞开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下去。

很难在精神病中建立社会纽带，它不生产社会纽带。在法国，至少是谁被送进精神病院？是那些在社会纽带中无法稳定下来的人，是警察和家属在精神病院做筛选。当主体不符合社交要求，当他在社会纽带中失败时，就会被送进去。说精神病基本上处于话语之外，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是说在语言之外。话语是语言的一种具体化，是特殊的、制度化的。

现在，关于身体的精神分析，必须明确一点：不存在身体的精神分析。身体被铭刻和表征在无意识中，它是如何被表征的？是以碎裂的形式，本质上由冲动回路中的四个对象来表征：乳房、粪便，以及拉康补充的声音和凝视，这是四个在无意识中起作用的身体排泄物。此外还有印刻在无意识中的想象界形式，即人的身体，也就是菲勒斯。这就是无意识中的身体。它不是血肉之躯，正是它使得无意识中不存在性关系。一方面，只有一个性别的表征，两性都必须相对于这同一个性象征来确立自身。

另一方面，有这四个对象，即对象a的实体，它们是无性别的。现实中存在两种性别，但在无意识中只有一个象征对应两者，至于其余部分，则是无性别的，这让身体的日子不太好过。我们总可以梦想与身体重归和谐，把主体重新整合到他的身体中。对于他刚才提到的那种多元性的分离，没有解药。当科学话语还不像今天这么猛烈时，人们还能找到一种明确的方式，更好地对付身体的享乐。那时有一种智慧，一种懂得如何对付身体享乐的诀窍。当然，我们只会做梦，无法实践它，而且随着科学话语的扩张和深化，这种智慧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随着不适感的蔓延，精神分析也在同时扩展它的事业，从这一点看是不可阻挡的。当然，根据区域不同，根据科学话语这一抽象实体的渗透程度——也就是拉康所界定的科学话语——在那些尚未完全被同化的区域，或许还残存着一些看似能与享乐和谐共处的地带。在法国人编造的关于巴西的传说里，这里的人似乎更容易与享乐相处。这么说无非是因为距离远，或是出于异国情调。但你们这些精神分析实践者今天坐在这里，恰恰说明并非如此。精神分析正在取胜。

P：我想提一个关于欲望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的第一冲动理论中，也就是自我保存冲动与性冲动的理论，自我保存冲动——或者说自我冲动——与性冲动之间的这第一套冲突模型，后来被另一组对立取代了：那就是生命冲动即厄洛斯，与死亡冲动即塔纳托斯之间的对立。而我在拉康这里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同样存在自我，以及自我与欲望的对立；欲望总是会渗漏出来，让自我陷入被动。

J.-A.M.：这种对称或许有些刻意，正如你在第一行提出的“性”与第二行出现的“欲望”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称。我同意这一点，也就是自我与欲望的对立。在拉康建构欲望概念发展到这一步时，情况恰恰相反：在某个阶段，欲望是与想象界自我绑定在一起的，这正好对应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也就是说，欲望并非由自恋路径所引导的人性体现，主体更多是“被言说”的，而非“言说”的。大家看，在《罗马报告》时期，拉康非常看重“人是言说的存在”这一事实，并且认为，当人“被言说”时，他就陷入了疯狂。你们会发现，这与他后期的说法大相径庭。后来他认为，无意识的结构恰恰在于，主体在言说的同时根本上也是被言说的，甚至“被言说”的程度超过了“言说”，因为主体是由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能指所决定的。这甚至促使他提出了“言在”这个概念，它同时包含了双重含义：既是言说的存在，也是被言说的存在。然而，《罗马报告》的立场有所不同，它更强调言语的能动性，这与其关于主体在欲望中对其身份进行充分且完整承认的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这是他教学中的一个关键断裂点：我们要单独界定出拉康放弃“欲望的承认”这一理念的那个时刻。这是拉康重新出发的一个关键节点，我希望在转入其他话题之前，能先带领大家理清这一脉络。

我来谈谈临床的问题。临床并非某种原始给定的东西，无论是精神病学临床还是观察临床。19世纪形成的宏大的精神病学临床，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曾存在两大学派，它们既相互竞争又互为补充。但这已经结束了，我们已经从中榨取了所有能榨取的东西。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就已经终结，此后再也没有发现新的实体。精神病学临床凭借自身的手段，已经达到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完备图景。法国学派的最后一篇精神病学宏文是拉康1931年的博士论文，这也是精神病学临床的绝唱。一位名叫保罗·贝尔谢里的年轻精神科医生，他并非拉康派，发表了题为《临床基础》的论文，试图证明精神病学临床在50年前就已经终结。自那以后，精神病学固然还在继续，分子生物学也在另一条路上狂奔，后者甚至承诺不久就能彻底终结精神病学，或者把精神病学降格为社会救助——事实上，在很多地方它已经沦落至此。自从精神疾病药物被发明出来，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临床？只需要药物效应的临床。那曾经如此精细、充满微妙差异的伟大古典临床，如今只剩下一些能用来判断某种药物是否有效的指标。这是一种完全建立在药物疗效之上的临床。而精神分析临床则远未走到尽头，它与前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在精神分析中，是患者自己陈述其症状，正是症状引导他走入分析。一旦症状呼唤分析家的增补，分析家便在其分析经验中与症状汇合。这构成了一种同一性，症状获得了自身的形态，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只有在分析经验中，症状才能在陈述中获得其稳固的形式。精神分析临床的这一特质使其难以被客观化，也难以被直接传递，因为它本质上将所谓的观察者也纳入其中。精神病学临床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沙可在演示其癔症患者时起到了某种作用：癔症患者的对话者越是充当并模仿“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癔症的展演就越发膨胀、夸张，这显然上演了一出好戏。如果分析家不想过度鼓励癔症患者躁动，他可能就需要对自身进行某种降温。但在精神分析中，不存在什么未经中介的原始临床。精神分析临床始终是转移的临床，其中必然涉及分析家的位置，这是无法被抽象掉的。任何案例都始终带有、也必须带有这种悬置的印记。在分析案例报告中，始终是一位分析家在阐明他对自己位置的理解，以及他如何对欲望、享乐、性态、饥饿等进行理论化。当拉康向我们谈论欲望、享乐、承认等概念时，他做的正是临床。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亲身把握分析经验中的现象。

在拉康的教学中，有一个线索可以帮我们找到这种建构：那就是重拾贯穿其教学的另一个范式——“去-来”游戏。弗洛伊德通过一个线轴孤立出这个时刻，孩子玩线轴，而拉康则对这个评论反复重提了数十次，且每次的角度都略有不同。在《罗马报告》中，他是如何呈现“去-来”游戏的？他的呈现方式似乎指明了什么？他提到了一种“欲望的力场”，这不太清晰，还有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原初欲望，一种粗粝的欲望。而“去-来”游戏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这种粗粝的欲望——我们姑且将其视为对母亲的欲望——在其粗粝的层面上，在“去-来”游戏的运作中变得精致化、被否定化了。被记住的将是线轴的回归，而不再是母亲的回归。拉康说，就在他察觉到“去-来”游戏的这一刻，他对这一行动进行了理论化，将其视为欲望自身的对象。粗粝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被否定并取代了，我会说，被欲望的自我反思所取代。同时，他展示了卷入这个欲望中的他者，并将其表述为一个“另我”。

此时他尚未提炼出后来成为其理论关键点的“大他者”，我当然能找到相关引文。在“去-来”游戏的时刻，孩子通过其行动将欲望提升到了二次方，这一行动否定了欲望的力场，使其成为自身的对象——这是一种可以被切分以寻回自身的复合体形式。正是在孤独中，孩子的欲望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欲望，变成了一个支配他的“另我”的欲望。这里有一个“另我”，它是一个双重形象，同时又支配着他，这预设了我们处于他性的一个更高阶层，这也是图示中所预设的误认，其欲望的对象正是它自身的思想。

note：这里已经有指涉物和能指之间的断裂了。

要看穿拉康的掩饰总是很难。他的风格是用肯定句来表述事物。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文本，它们就像律法石板，我们从第一行看起，然后有一只权威的手抓住我们，引领我们沿着它的路径一直走到最后一行。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评论拉康时，我们就像只被迷住的鸡，顺着文本的脉络一直跟到底——直到筋疲力尽——在经历了一场小小的迷人之旅后，在终点醒来。我也对这种绝对特殊的迷恋很敏感，但这不应妨碍我们独立思考，将不同文本进行比对，或者当我们在同一文本的不同页码看到三四个试图寻找某物的表达时，去审视它们。他的某些努力中总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支配他的另我”这个表达本身就相当不稳定。

一种作为否定化的功能。这是什么意思？拉康在其他时候会重新提起。他显然用了非常黑格尔式、非常动情的说法：象征是事物的死亡。这包含了什么？这就是研讨班封面上那头大象的意义。当我说大象时，即便它不在场，实际上它以某种非肉身化的方式在场了，我可以通过词语让它进场。在我将其命名为实体的那一刻，它就消隐了。人类知道大象存在，并开始给它们命名，叫它们大象，这个名字大象自己并不知道，大象不知道在我们眼里它们是大象。但这并不妨碍这对它们的生存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并命名了它们。一旦开始被命名，大象作为一个物种就活不长了。我们总是赞美《圣经》里的时刻：“他们给物种命名等等”。多美啊！小鸟们……顺便说一句，我们总会问他们是用什么语言命名的。这一切都很美妙，但当亚当给所有造物起好名字的那一刻，它们就注定要走向灭绝。我们每天都看到这就是我们发展的方式，全世界那些和蔼可亲、对科学话语进步的后果心知肚明的生态学家们，对这种逻辑也无能为力。象征是事物的死亡，在物质层面上也是如此，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正试图找到将我们作为物种置于危险之中的方法，但我们还没找到将个体甚至庞大集体置于危险的方法。现在我们知道，特别是通过对我们细胞进行的那些微小操作，我们有了某种手段，可以将事物的死亡推向极限，将我们自身这个事物推向极限，这么说总是令人唏嘘。

note：言在就是因为人能去否定。人必须靠“否定眼前的现成性”来活向将来，去存在。

随着能指的否定化而引入的维度，使得实体性指涉被取消。这就是为什么拉康在72-73年的《再来一次》研讨班中会说：“语言没有指涉”。所有人都很惊讶：“多新鲜啊！拉康怎么会这么说！”对我来说，这和《罗马报告》里说“象征是事物的死亡”是一回事。只是换了种说法。前者是黑格尔式的；后者是逻辑实证主义式的。试图说的是同一件事。

正是能指的否定化，让我们有机会捕捉到一种无法先验地用承认回路来解释的特征。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欲望是永恒的，它自身没有终点。“永恒”要加引号，但这恰恰不是那种在性行为周期末端找到满足的欲望。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欲望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满足，它在无意识中仿佛被永恒化了，这预设了对象的消隐。如果欲望有一个确切的对象，我们就能想象，一旦捕获它，我们就能满足它，而正是在这里，拉康将自然与象征对立起来。如果这里谈论的是自然欲望，我们可以说“好吧，它能在耗尽中找到满足”。如果把饥饿看作一种需要，吃了就饱了，然后可以再吃。累了就睡，睡醒就保持清醒。我们的功能有着唤醒和满足的周期。

但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的满足，完全是另一回事；它不会终结，这对欲望和冲动同样适用。就欲望而言，唯一能满足它的，是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梦是欲望的实现，它满足的是那些不存在的东西。

《罗马报告》中的理论存在歧义：一方面，欲望被视为对承认的欲望；另一方面，欲望又是主体中永恒的欲望，通过能指的否定化而在主体中永恒化。这是两种逻辑不同的建构，必须在这一节点上使其吻合。显然，拉康此后提出的“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这一极具诱惑力的表述，根据审视它的视角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含义。首先，它可能纯粹属于想象界：我欲求他者所欲求的，我之所以欲求，仅仅是因为他者在欲求。拉康用查理五世和亨利八世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竞争关系：“我兄弟想要的，我也想要。”这究竟是表达一致还是竞争？很难说，我想在葡萄牙语里也是一样。这或许是一种竞争的表达，又或许相反，是一种一致的表达。根据我们将“他者”写成小写还是大写的“大他者”，我们便置身于想象界的竞争维度，或是象征界的维度。而一旦拉康真正写下大写的“大他者”并引入象征界，我所对立的这两个维度、这两条脉络，便能交汇在一起。

你们在拉康的第一期研讨班中就能看到这些歧义及其发展的绝佳例证。这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译成葡萄牙语、在巴西出版的研讨班，我不禁想问为什么。也许巴西人读拉康还不如读莫德·曼诺尼多，这对巴西来说真是遗憾。我本想趁这次逗留去找找相关出版商，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出版其他研讨班。

你们会看到，特别是在他称为“超越心理学”的核心部分，即“欲望的跷跷板”、“力比多的波动”和“压抑的核心”这三章中，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尚未定论。比如，请看第13章第197页：“在起源处，在语言之前，欲望只存在于镜像关系的想象界平面上，被投射、被异化在他者身上。它引发的张力因此毫无出路。也就是说，除了毁灭他者之外，别无出路——这是黑格尔教给我们的。”他提到，“主体的欲望在这种关系中，只能通过与他者就其趋向的对象展开绝对的竞争与角逐来确证自身。”

那么，我们从这段话中该记住什么？就是这句“在起源处，在语言之前，欲望只存在于……”。显然，拉康后来的眼光超越了这一点，他指的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是他无法回避发展的问题。无论是镜像阶段还是Fort-da游戏，都包含某种发展维度的考量，但他关注的不是时间顺序，而是问题的逻辑，这反而让事情更复杂了。在当时，对他而言，确实存在一种语言之前的欲望状态，这是白纸黑字写着的。而我们随后会看到，出于精确的理论困难，拉康反而提出，没有语言就没有欲望，欲望只是语言的效应。在这里，这种建构依然依赖于一种预设，即存在一种逻辑上先于语言的欲望，而语言最终作为第二甚至第三时刻，对欲望进行中介化。如果我们能在此有所建构，那是因为他在这几期研讨班中不断摸索，这些都是研究性的研讨班。这不是一个被假设知道的主体站在山顶居高临下地说：“就是这样。”他是绞尽脑汁才把自己的观点维系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理解他的理论，逻辑上的第一时刻是一种粗野的欲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命冲动或本能；第二时刻是想象界的欲望，它在镜像阶段找到其结构。这显然已经超越了动物的本能，因为动物并不在意自己的镜像，这已经在想象界层面将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这是自身形象、身体形象的核心所在，我们身上一切属于想象界的东西都可以还原于此，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恋。我们自己的假相才是我们感兴趣的，所有想象形式实际上都可以从中推导出来。这就是拉康将其整合到其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我继续列举这些时刻：第三时刻，是欲望被象征化、被中介化的时刻，这是拉康使用的表述。请看：

“在人类主体中，欲望在大他者身上、通过大他者、在大他者之中实现”，第14章，第206页。“这就是第二时刻，”他说，“镜像时刻……”“从此，”这就是第三时刻，“大他者的欲望，即人的欲望，进入了语言的中介……进入了象征关系……进入了相互承认与超越的关系，进入了一种早已准备好将每个个体的历史囊括其中的法则秩序。”

这里说的是人道主义的拉康，他认为，人类共同体最终是在象征界中找到其一致性的。

以下是他对“词”的定义，见第208页：

“词就像一架磨轮，人的欲望正是经由它不断被中介化，进而进入语言系统。”

我来给大家看看，这一建构接下来的走向其实大不相同。这里谈的不再是语言秩序中的欲望，恰恰相反，而是作为语言效应的欲望。这完全是个颠倒。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比如，大家看看他在评述巴林特的文本时是怎么说的：“倘若爱被吞没在想象界的主体间性里，那么在其完备形态下，它必然要求介入象征界，要求那种化身于给出的言语之中的、自由与契约的交换。”

这是一段布道，一段祈祷，因此透着一种极其夸张的乐观。奇特的是，我不禁自问，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在我所指出的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理论中，大家根本认不出那个熟悉的拉康。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他将言语的法则归结于无意识。对他而言，承认的回路构成了言语法则的领域。无意识正是依照言语法则被结构起来的。我试图理清他教导中的这座迷宫，而我自己在这迷宫里已经挣扎了许久。显然，如果我用其他表述来替换拉康的说法，就能理顺它。这种教导的意义只能经由另一个主体来显现，不是站在元语言的立场，而是要能对某些术语进行重新翻译。我极其大胆地投入其中，这事做起来极难，所以我在这条路上走得十分谨慎。拉康曾将言语法则归于无意识，而到了《文字的动因》这一时期，情况恰恰发生了改变：他不再将言语法则，而是将语言法则归于无意识。在承认回路的第一阶段，他将其直接归于无意识本身；而在第二阶段，起作用的则是作为隐喻和转喻来运作的语言法则。这显然是一招妙棋，他成功地用言语法则和语言法则呈现出同一套图式，这才最终让我们得以理解。但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现成的对象来全盘接受，不能把它当成刻在石板上的律法。这其实是一项极其复杂且异质的理论工作的成果。为了把思路锚定在拉康当时所处的节点上，我认为关于该问题最清晰的文本莫过于《标准治疗的变体》。

我想给大家念两三段引文，我相信现在大家能充分领会其中的价值。拉康在法文版《文集》第352页提到：“人的存在从属于承认的法则”。这其中包含了承认的诸种法则。他还提到：“任何真实的言语都绝不仅仅是主体自身的言语，因为它总是通过中介另一个主体来确立自身并发挥作用，由此，它向那无尽的言语链条敞开，而承认的辩证法正是在人类共同体中借由这条链条得以具体实现。”这些表述简直让人抓狂。在这种建构的远景中，隐约勾勒出这样一幅人类共同体的图景：一种宏大的普遍话语，它洞悉每一句言语，知道每个主体究竟在何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以说，把这跟拉康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冷嘲热讽放在一起，我们简直会觉得面前站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作者。恰恰是因为我们完全被“作者”这个概念蒙蔽了双眼，才对这种惊人的转变麻木不仁。甚至正是这些言语法则让我们得以定位精神病，这一次是将其作为一种效果来定位。在这种对精神病主体的界定中，他拒绝了承认的回路。精神病主体就是那个拒绝承认法则的人。在《标准治疗的变体》中，他这样界定分析家的行动：“然而，若依照言语法则，主体是在作为他者的分析家那里寻得其认同，那正是为了在此维系其自身的存在。”依照言语法则，分析家占据着他者的位置，因此分析经验遵从了言语法则的结构；分析家身处对象a的位置，从而让主体得以寻得其真正的认同。这是一套关于分析经验的完整理论。它完全不同于自恋性认同，因为它恰恰是经由他者中介的认同，而非认同的融合，“因为自恋性认同会使主体陷入一种无以复加的极乐，使其前所未有地暴露在那个被分析家称为超我的淫秽且凶残的形象面前；而我们必须将此理解为：对言语律令的任何除权，都会在想象界撕开一道裂口。”

任何对欲望之构成性中介的拒斥——“拒斥”一词后来被译作“除权”，即德语的Verwerfung——都会将主体直接推至这一形象面前，使其不再陷入承认的纠葛，这正是主体赋予弗洛伊德式超我的价值所在。诚然，施雷伯精神病中现身的那个他者，绝非安稳地建立在承认回路上的他者，也不是那个能
妥帖运作、将事物引向主体，好让主体借此寻回其失落认同的他者。

回过头看，拉康本质上把两件事衔接在了一起：一是将欲望与意象功能，更确切地说是与自恋挂钩。正是借由自恋这条路径，欲望才与想象界维度产生了关联。二是欲望的不可熄灭性。这一维度在精神病中愈发重要，它要尽可能地去交代无意识欲望是如何被永恒化的。如此一来，欲望便与象征功能联系了起来。我们甚至不妨设想，有时侧重点会有所偏移。首先，欲望关联着想象界维度；其次，欲望关联着象征界维度。这里有个关键节点。我得说，拉康的教导始终在流变，对他而言，存在一个临时综合的参照点。他把这个点建立在那张著名的大图——也就是你们熟知的两阶欲望图上。他在此给出了相关要素及后续发展。那么，拉康究竟从弗洛伊德那里单独提取了哪个概念，来展现欲望的这种双重纽带——即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纽带呢？我们确实得做一番重构，才能弄明白他为何如此拔高弗洛伊德的“幻想”这一术语。“幻想”在拉康教导中之所以占据主导和核心地位，恰恰是因为想象功能正是在欲望被捕获的地方显现出来的。同时，它也发挥着象征功能，因为它实质上提供了一套剧本，为我们后续的建构指明了路径。

拉康图谱上呈现了这样一个公式：d代表欲望，接着是箭头、划杠、菱形符和小a（d->$◇a），这正是他提出的幻想公式。这东西实际上只是个权宜之计，用来暂时应对我们在衔接各种概念时遇到的重重困难。走到这一步我们就会看到，拉康接下来真正关心的是事物的实在界维度，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对这一建构再做一次改造。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基于这两个维度来重新定位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要说明什么呢？这涉及弗洛伊德的自恋理论，即欲望是如何依附于自恋形式的。拉康在《研讨班I》中再次探讨了这一点。当时他分析了维特对绿蒂的一见钟情——那时的绿蒂正充满母性地哄着一个孩子。这里发生了对象与根本意象的重合。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主体自身置身于他者理念所呈现的意象之中；他将“一见钟情”作为性欲的隐喻，以此填补了最终的目的。只有当他把自身的形象投射到眼前这幕场景中时，他的欲望才由此固着。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式，展示了欲望是如何基于眼前呈现的画面而产生想象性固着的。拉康由此得出结论：正是自恋包裹了欲望的各种形式，这也标志着主体的欲望对其自身形象有着最原初的依赖。

一方面是这个维度，即拉康所说的“想象性塑形”；另一方面，则是欲望重复的维度，也就是那种永不熄灭的欲望。这恰恰就是拉康所说的“欲望在症状中的永久回溯”。但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缺失了一个连接点。拉康试图借此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在《弗洛伊德事物》中写道：“欲望的重复性坚持，以及它在症状的某个能指中的永久回溯，找到了其充分且必要的理由——只要我们承认：对承认的欲望支配着那个‘有待被承认的欲望’，并将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直到它获得承认。”

只要欲望还没有得到他者的承认，它就会无限期地保存下去，这也就解释了弗洛伊德当时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其实不太能站得住脚，因为我们不能假定欲望一旦被他者承认就会被取消。欲望之所以保持原样，恰恰是因为它没有被承认，从而变成了一种“要求被承认”的诉求。而在它被承认的那一刻，它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被扬弃。在这一小段里，你们可以看出，拉康自己对这个公式也不太满意。因此，他后来更倾向于使用“多与少”的建构，也就是他在《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班》导言中所展现的那种逻辑。那个让几代人都绞尽脑汁的基础图式——其实只是个非常基础的逻辑练习、一种组合学练习——拉康确实更偏爱这种形式。我们几乎可以用控制论的方式来想象：一个不断重复的能指是如何保持其持存性的，而完全不需要在另一方面牵扯进“对承认的欲望”。

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弗洛伊德事物》这篇著作中，拉康提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无意识中被表征的是性欲，而不是饥饿。人类有两大基本欲望：饥饿和性欲。但只有性欲在无意识中得到了表征。为什么呢？因为“女人交换”的最初组合学，是建立在性联结之上的。正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为“女人交换”的组合学提供了实质、质料和对象。拉康在此试图解释欲望与能指之联结的起源。这种结合就是能指的组合学。事实就是，性关系为能指的组合学提供了质料与对象。另一方面，他说饥饿之所以不在无意识中被表征，是因为它仅仅关乎个体的自我保存。饥饿仅仅显现于想象界，显现于那种想象性的“至死斗争”中，也就是主奴辩证法中那种关乎生死的斗争。这种划分非常精妙：饥饿被彻底捕捉，但它被折射在“至死斗争”的想象维度里；而性欲则被象征化了，因为最初的组合学正是建立在性关系、两性关系的质料之上的。这完全是一种思辨性的建构，它恰恰预设了我们必须保留“在无意识中被表征”这一面向。因为核心问题始终在于：那些物理的、解剖学的、自然的东西，或者说现实中实存的东西，究竟有哪些是真正呈现在无意识之中的？

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发现在于，就两性关系而言，女人在无意识中并不像男人那样被表征。这固然是女人的一个优势，但正因如此，能指在此暴露出一个缺陷：能指并不能如实反映我们所以为的世界。科学让我们得以建构性关系，得以描述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关于性关系的科学公式。但这个公式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所以你们看，在第432页这一段中，必须强调的核心观念是：无意识中究竟表征了什么？究竟铭刻了什么？性关系可以被铭刻在科学话语中。如果我们聚焦于个体层面发生的某种具体操作，也就是人工授精，当父性个体被剔除时，多余的成分也就被剔除了。说到底，还有一种设想——尽管尚未完全实现——即把另一方，也就是母性个体也剔除掉，这目前还是一种乌托邦。但人们正在朝这个方向探索和努力，也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它。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性关系获得了一种具身化的表达，说是具身化，实际上却是彻底的脱肉身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意识里到底有什么？接下来我们在拉康的教学中会看到，要解释无意识中欲望的绵延，那种无尽头的绵延，以及它如何锚定在能指上，这个问题有多么棘手。有段时间他转向了另一个面向。当拉康在《文字的动因》中将欲望定义为换喻时，占据主导的正是这个面向，即欲望与能指相连的面向，并由此给出了这一界定。此外，想象界还会浮现出另一个东西，这是迄今为止他的教学中未曾提及的某种增量，它绝不是为了直接切入那个关于承认的故事而存在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努力通过能指链来解释欲望那不可熄灭的绵延；另一方面，在想象界层面，欲望的难题又必须处理一个绝对不相容的元素，一个完全不由这套建构所规定的元素，那就是作为欲望对象的菲勒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停留在一个与此颇为疏离的维度。大家不妨重读《罗马报告》，看看拉康是在哪里谈及菲勒斯的。菲勒斯极其重要，但他几乎没怎么谈它。我得再仔细重读一遍找找看，毕竟要察觉文本中“缺席”的词并不难。并非所有缺席的词都这么有意思，尤其是这一个。它的缺席反而太快把它牵扯进来了，这个念头我也是后来才有的。我得重读一下原文，也建议大家去读一读。但无论如何，这个概念在他的教学中浮现出来，恰恰是在他深化欲望与能指链之联结的那个时期。

今天上午的研讨让我搞得有些费力。还请大家见谅，因为我带着大家绕了太多弯子，去探讨这些我已反复思索过的问题；为了重新摸索拉康的教学脉络，我自己也得再绕一遍这些弯路。

下午我打算加快点进度，但这个问题本身的难度恐怕避不开。这显然不如接着聊那些首要真理来得轻松。我在咱们之间牵起一条线，直通拉康教学的地下室和地窖，而他自己正是在这地基上建起了令人惊叹的理论大厦。我们恰恰是打着小手电筒，在这些更幽暗的角落里摸索，翻出一些早被扔进杂物间的老概念。但我希望，等你们再去读拉康的《文集》时，能觉得更亲切、更熟稔。

精神病

我试着找回之前搁置的谈话基调，当时为了向各位谈谈我对拉康教学变化的担忧，我暂且放下了它。在这头三次聚会中，你们的观察已经显现出某种连贯性：虽不完全是我期待的那种，但终究在我预料之中。

我早就料到会有误解。

我试着谈谈让你们挂心的两件事：一边是精神病，另一边是精神分析的可传递性。精神病和数元在一个点上相交，而在书写中，并不存在毫无遗漏的传递。

这些著作读起来很费劲，正因为这种不可读性，如果这些成果最终能摆上书店书架，那真算是个奇迹。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堆积如山。纯粹的科学书写也是如此，它本就不是为了让人读的，这和专门写来给人读的小说截然不同。不过，从这些书写中还是能教出点东西的，这些东西无需翻译的辅助也能立得住。这里不存在误解的风险，因为在逻辑公式里，再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可听了。人们谈论它，是从书写出发的，而不安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看起来有些奇特，拉康的论点是：即便是实在界——在分析经验中它与具体事物毫无瓜葛——也依赖于书写。除非借助能指网络，否则我们无法捕捉和孤立它。实在界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特别是因为它呈现出难以触及的不可能。让我们看看17世纪科学话语——作为数学物理学——涌现之前的时代，它与16世纪及之前盛行的风格划清了界限，带来了天壤之别。从物理学变成数学的那一刻起，不可能性就涌现了。在昨天有人提到的类比学说、宏观与微观宇宙论中，根本没有什么不可能。万物皆可互通，严格来说这里没有实在界；实在界依赖于对某种不可能性的孤立，简言之，这依赖于逻辑。必须将实在界中涌现的不可能性置于逻辑形式中，这是拉康特有的范畴，它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现实。现实依赖于症状，依赖于对它的感受；如果我们从昨天提到的欲望地位出发，对于言说的主体来说，现实总是匮乏的。它严格依赖于幻想，如果不把假设通过五官触及我们的东西算作例外，那么对主体而言，剩下的现实就是他的幻想。这引导他将精神分析的终点定义为穿越幻想，定义为现实观念的坠落。昨晚有人问我，精神分析能带来什么希望和慰藉。我很难回答，只能说它带来的主要希望是让人多拥有一点点“令人振奋”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哲学慰藉之外的东西，毕竟那构成了把握现实之框架的幻想已经衰落了。从这种现实中解脱出来后，主体成了自身现实的残渣，这种地位也有其好处。在符号和图像的情况下，是什么区分了实在界？是不可转化性。在分析经验中，我们可以把一切抵抗辩证法的东西界定为实在，因为拉康谈论的是欲望的辩证法，欲望总是与大他者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欲望之所以成其为欲望，正因为它是实在的。这是一个没有辩证法的术语，在分析经验中，我们可以把享乐作为一种不可辩证化的实在，这就使得对象a作为剩余享乐成为一种关系，一种依赖于与分析经验本身的能指相衔接的实在，而对象a正是这一经验的产物。一旦通过严格意义上的分析经验被提取出来，它就是构成它的能指形式化所期待的东西。结果就是，这为探讨精神病与科学、精神病与传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在某种程度上，科学依赖于一种除权，在极限处，它也是精神病的一种形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预设了某种相当令人惊讶的东西：它预设实在界本身就有能指在衔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在其中读出数学语言，自然正如伽利略所说的那样在其中表达自身。拉康说，让牛顿的同代人感到震惊的是，星体竟然懂得它们的数学公式，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竟然假设公式就存在于实在界中。这与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是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现在人们依然可以述说。不再是类比的王国了，因为这些公式、这些书写，是对实在界的铭刻，这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想象自己正在生产大量为科学话语创造的对象，而且如今这类对象越来越多。比如看看你们耳朵上戴的东西。从科学话语中、从实在界中的知识里掉落的对象越来越多，而我们自己也渐渐沦为这些对象的聚合体。

在精神病中，有另一种将知识置于实在界的方式，即精神自动症，这个范畴在这里很常用。但对主体而言，除了那种向他说话的知识在实在界中的纯粹运作——这种知识他早就拥有且纯粹地运作着——我们说这在他脑子里，他却说这在外面，在实在界里。我接下来要谈的那个病人就是这样，上周四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医院了解了他的病例。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心理上有病，而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说到底他是对的；我们必须从字面上理解——他是因为一种外在于他的知识而生病的。这恰恰构成了精神病的根本问题，精神病人比我们强就强在他知道能指在外面，知道这搞的不是什么深度心理学，不像荣格派那样把能指想象得深不可测。昨天还有人告诉我，巴西人挺喜欢荣格的，这种诞生于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精神分析，在一个方方面面都截然不同的国家找到了扩张的土壤。

荣格运动先于科学话语，正因如此他对占星术那么感兴趣，他写了占星术的精神分析，把精神分析本身搞成了占星术，玩弄普遍对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荣格企图恢复微观与宏观宇宙的对应。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出发点则不同，他们认为科学主体存在于世界中，已经诞生了，我们无法摆脱这个寄生虫。我们梦想着摆脱它，梦想着成为自然人。然而，仅仅说这种回归毫无希望，说我们必须应对科学的影响——这些影响总是对我们这些主体不利，并带来涉及我们享乐的种种后果——是推进不了多少的。结构的概念是从另一个时代涌现的：就它由公式构建而言，这些公式捕获了我们，让我们无法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运作语言结构，正因如此，表达的观念显得过于简略，正如最轻微的精神病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没人能像说话那样去表达，说话预设了一种蔓延至一切的丧失，人是以享乐为代价去说话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享乐呈现为一种有待填补的匮乏，它不断被生产出来，贪得无厌，而我们整个星球都卷入了这种经济。这跟精神分析怎么会没关系呢？我们消费的虚无性已是显而易见。生产无法填补它所引发的享乐匮乏，这让我们永远不满足。但我们却把整个地球都归类为“发展中”，鼓动那些还没完全卷入享乐匮乏机器的人一头扎进去。

note：“认为科学主体存在于世界中”——很重的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解，也就是黑格尔式的泛神论。

事实上，精神分析之所以有所斩获，是因为它随着科学话语的推进而变得功利主义了，它希望能把精神病主体回收利用，而后者原本是被当作社会福祉的排泄物给清除掉的。我们现在越来越有动力去回收他们，就像回收其他一切东西一样。过去，人们还能给疯子找个容身之所，给他们安排个社会功能，而不必非要治愈他们。但从某个时刻起，我们变成了慈善家；正因如此，我们忙于把心理“治疗化”，正如拉康所说，而这是否真的有必要还很难说。当我们处理精神病时，我们是以神经症的结构作为参照的，因为人们假设精神分析懂得如何治疗神经症。这就是我们遵循的偏见，它印刻在拉康的文本中，其参照正是《初步问题》。审视这篇文本，我们会看到其中呈现的第一个图式是一个恰当的神经症结构图式，拉康正是通过修改和增补它，才推导出了精神病的图式。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向我们表明，弗洛伊德同样是从神经症出发来探讨精神病的，因为在精神分析中，拥有参照是一个前提条件。但这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一次视角的翻转，以便承认精神病才是一个初始给定的事实，而我们所谓的正常，不过是在精神病之上叠加了一个症状而已。我们必须完成这种转换，才不至于沦为那种被要求去做的天真且充满慈善情怀的治疗师，我们要清楚，面对精神病主体，我们唯一能提供的只有一个症状。这正是拉康在精神病院做病例展示时，面对某类疯子被问及看法时所强调的。当时他说：“可他完全正常啊！”这无疑是悖论性的，但它是在邀请听众摆脱那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因为这无关乎人数多寡的共识，而是因为我们共享着同一个症状，绝不能仅仅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人数更多，就把我们的法则强加给他人。这样去思考，远比天真地对疯子施以慈善要重要得多。

接下来我试着跟大家谈谈诺贝尔，这是那位授权我们使用其案例的精神病主体的真实名字。但这有其代价：不能仅仅因为他是疯子，就不去询问他的意见。如果我认识他之后有时间好好研究这个案例，今天讲起来会轻松得多。但由于我后来的生活状态，这没能实现，不过我想我还是能提取出最核心的线索；我希望很快能深入研究，因为机构已经同意把他的回忆录，也就是他完整的自传文本交给我了。

这个案例很有意思，患者是个66岁的男人，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崩溃。这发生得相对较晚，施雷伯是51岁崩溃的，而诺贝尔比他大了15岁。1980年10月，人们开始注意到他行为上的变化：原本是个大忙人，却整天躺在床上，满脑子被害和破产的念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期曾被说成是“植物性生活”，但这叫法不太准确。8月2日，这种状态戛然而止，诺贝尔的行为突然大变，白天出门，晚上11点才回来，讲段子、说笑话……他跟家人说自己“重获新生”，并开始以一种强迫性的节奏生活，每天在外面待很长时间。他重新整理商业文件（他是工程师），生怕被税务局查。他觉得阿根廷的税务稽查还在，而且盯得特别紧，顺便说一句，巴西也一样，一到那儿就得填一大堆表格。后来情况严重了，他觉得家里被警察、联邦调查局和盖世太保装了窃听器，并坚信自己手里有些文件会让他惹上大麻烦。有一天，他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家，也不知道今天是几号。他头晕、恶心，觉得双腿发飘，生怕摔倒。他训斥孩子们不理解他，还说要报警控告自己遭受了虐待。你看，这个直到66岁都好好的男人，突然人格解体，开始出现各种紊乱。跟身边人核实后发现，在“植物性”阶段之前，他在1980年6月首次出现了肺水肿，要知道他以前从没生过病，为此还在医院住了一周。就是从那时起，事情开始起变化，他也开始动笔写自传了。

这一连串事件里已经透出不少信息。我把事情看得简单些，因为我们确实得重新论证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以这种方式来探讨形式问题。这里有一个发展过程，也有一个看似偶然的原因。但如果从这个偶然原因出发有一段发展期，我们是可以把它单独剥离出来的，因为患者自己就这么说，完全没人逼他。我没见过诺贝尔本人，我读的是精神科转给我的病历，所以这材料有一定的真实论证价值。患者自己划定了他的过渡时刻，并用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将其定性为“重获新生”，这简直是对他身份的一次重新洗牌。这是一种过渡，不管因为什么，这都不是一个渐进演变的问题，而是一个运动，一个孤立的瞬间，主体在这一刻跨到了另一边。我们不能因为关注疾病的发展过程就忽略了这个瞬间。从精神层面看，一切都变得不确切了，我们必须重视患者在检查时自己说的话，尤其是他确信某一天一切都变了。去探寻患者的这种确信——这种确信存在于别处——正是精神病诊断的一个要素。以这个观念为准绳，就能避免把癔症和精神病搞混。在阿根廷的集体或个案汇报中，临床表现的波动是很明显的。患者对于自己进入人生新阶段的确信，以及他的幻觉属于实在界的确信，这与癔症的风格截然不同。我无法想象当一个癔症患者带着改变了的现实感来找我说她分不清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时，那会是精神病：她脑子里会闪过各种奇思妙想。她越是分不清做梦还是醒着，就越不可能是真正的精神病，因为精神病的特征恰恰是患者的确信，而不是那种觉得世界围着自己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试图认同世界来锚定自己的想法。那根本不是精神病的风格。

正如我们可以单独剥离出这个确定性的时刻，精神病的典型特征就是这种表面上看似“植物人般的生活”的阶段，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生活。如果他躺了三个月，那是因为他正在反思如何准备自己的新生。我们在施雷伯的回忆录中能看到一个具体的见证，讲述了他日复一日躺在床上时到底在忙些什么。这种静止的时刻与神经症患者的疲惫毫无可比之处，它不是抑郁，相反，它是一种极其强烈的智力生活，将他完全吞噬。回到第一个元素，自传，借助书写来捕捉即将涌现的真实界，这是其典型特征。

我们如何在此引入能指呢？通过那个过渡时刻，它要求被思考，并且是以元素及其减法的术语来言说的。但不仅如此，因为这个男人叫诺贝尔，这是他的专有名词。他有两个兄弟名字很普通，还有两个兄弟叫爱迪生和富兰克林，这显示了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着某种联系，并梦想用自己的家庭来重构人类。第一个结果就是诺贝尔这个专有名词，他是个整天和炸药打交道的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做研究，这有时也决定了能指。精神病医生注意到，家族中受重视的人物是祖父，他是个教师。他把对知识的极大敬畏传给了儿子，也就是诺贝尔的父亲。我只有书面材料，没见过也没问过任何人。我们可以看到，造就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需要三代人，在这里，就像在施雷伯那里一样，我们看到了三代人。精神病是一种文化，它需要传统，它是精神分析的超我；作为一种参照，超我不仅仅是对父母的认同、对父母禁令的认同；它实际上浓缩了现存的传统。

note：第一代大他者是死去的、永恒的，第二代是真实的（父之名是想象性代偿的），第三代遇到了第二代的死亡就导致象征界崩溃了。

在阿根廷，有人跟我讲过一个女患者的案例，她深陷母系传统之中。三代以来，这个家族的女人总是定期摆脱男人。这是一个刚开始治疗不久的案例。分析家将不得不做大量工作，因为在此刻，患者的命运已经被预先规定和铭刻。她结婚十六个月了，有个小儿子，正琢磨着怎么摆脱丈夫，而且看起来她就要成功了。精神分析创造不了奇迹，分析家只能试图介入事实与患者之间，但这非常困难。

不过扯远了，还是回到家族命运的话题。据诺贝尔自己说，他父亲并不暴力，但也缺乏温情。母亲脾气不错，但患有精神疾病，住过三次院。我们能从诺贝尔本人推断出什么形象呢？据他的孩子们说，他在家里非常严厉，不怎么表达感情，除了对大女儿，他对全家实行着严苛的法则。我手头的精神检查报告揭示了几个要素：“在接受精神病医生检查时，他最操心的是把文件理顺。这在档案里的几次访谈中反复出现，这很重要，如果他的文件乱了，他就必须整理好。他还深信别人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关注，并这样断言：‘我没有心理问题，我的问题都是外在的。’”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医院的诊断，其诊断印象是混合型退行性精神病。病前人格：偏执、自恋。诱发因素：“去年六月住院，体验为一种依赖处境，极度恐惧死亡”。精神病医生认为可以根据现状做出准确诊断，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非如此。这不是一个不该出院的患者，但不应该在病情汇报的第二天就出院。他们用药物控制住了他。他们甚至做了几次家庭治疗，就是把家属叫来，让他们明白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但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甩掉”。这种治疗包含一些支持性活动。患者这次发作的核心就是他的文件状况糟糕或丢失。我还可以再引用两三件事，然后我们进入反思。

他深信自己的妄想正是在这个时候消退的，或者也许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镇静。“我感觉有人在迫害我，定位了我，而且我所有的活动都可能让我被当成一个颠覆分子，毕竟我们偶尔会使用大威力炸药。我是拿着军方的特别许可工作的。他们可能会以为我要拿炸药去搞恐怖袭击。”这没法立刻证明就是妄想。“我怕他们拿走我的文件，那些文件没整理好，而是被‘乱纸化’了。”葡萄牙语里有“乱纸化”这个词吗？没有，这是个很妙的词，西班牙语还是阿根廷语？西班牙语，“transpapelados”。意思是文件乱七八糟，互相叠在一起，这是个很妙的词法构造，法语里没有。再引一句：“有一次我听到一种很特别的声音，房子里有很大的响动，他们向我解释说，那是麦克风系统在录音时产生的自激噪音。”他真真切切地相信到处都在录音，这让他生了病。

还是关于文件，他解释了文件乱七八糟这个想法让他多么焦虑。治疗师试图告诉他，这不过是一种内在感受，患者却回答说不是，这确实是外在的、客观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案例，这里没有任何牵强附会，它展示了能指过渡的这一危急时刻的关联项，这一时刻质疑了身份本身，而且正如你们将在自传中看到的，也质疑了他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生命中显然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活动。这个过渡时刻是关联性的、可感的，是一个世界的崩塌；但它被什么标记？什么被可感地触及了？涉及言语的东西，因为诺贝尔深信自己被麦克风窃听，被触及的是书写。但只要文件、付款单、债务出现混乱，也就是支撑他世界能指秩序的一切出现混乱时，它总会回来。他不说自己得了退行性精神病，而说自己是能指及其混乱的疾病，我们还可以加上两个维度：言语和书写。我们现在必须问，原因何在？是什么使得在住院期间，一个无法整合的元素向他显现，一个足以让他世界的铠甲沉没的元素。我们还停留在假设阶段，但问题必须用这些术语来提出：什么元素作为无法整合的东西显现于他的能指宇宙？什么元素将他“乱纸化”了？谁实施了“乱纸化”？或者说，什么是“乱纸化元素”？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并非偶然，这个词在西班牙语里确实存在。

我们难免会去想象，但证词就在那里，他曾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这是种委婉的说法，档案里透出的实情是，他是个家庭暴君，一个在家里推行铁腕法则的家长；所有子女对他的定位如出一辙：一个严苛、压抑他们的硬汉。在他的主体位置上，他是个主人，他自己也说工作上多么严苛，对自己多么狠，一辈子都活在紧绷之中。一个让所有孩子害怕、却对女儿格外疼爱的可怕父亲，可以说：这就是原父的一个现代版，稍微降级了一点。这就是掌控一切享乐的主人。这是一种重构，但能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因为他生平第一次住院就足以粗暴地触发精神病发作。他是一个主人，被提升到了黑格尔所说的“绝对主人”的高度，也就是死亡。如果我们连贯地重构他的主体位置，就能理解“绝对主人”这个能指的涌现，也就是死亡，它实际上违背了他主体位置的所有基础而闯入。这至少具有假设的价值，能让我们理解所描述的人格与极端涌现事件——住院以及随后他在家庭中的状态——之间可能的衔接。家庭治疗会谈让我们赤裸裸地看到，他从主人的位置跌落到了奴隶的位置，并将从中重生，逆转成一个被照顾者的位置。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他还能复原，一个66岁的人是治不好的；经历了这样一次发作，要是还让他去碰炸药，那才真让我吃惊。

遇到这样的案例，我们不该急着说能治好他，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无法复原的不可能，这是个教科书级的案例；我拿它上过课，这已经是能做的最好的事了。但我非常赞赏精神病学家们的工作，他们显然力求精准，没有敷衍了事。不过，我无法同意他们所谓预后良好的看法，也看不出这里的“良好预后”到底指什么。如果他们只是说急性期过了，情绪可以控制了，那行，但我看不出怎么复原相关的结构。

我同意这位病人的看法，他认为自己只有外部问题，因为事实上，能指就在外面，是我们自己想象它在脑子里，在极限情况下，我们试图把这种实在界塞进脑子里。拿乔姆斯基来说吧，毫无疑问是个学者，但却是个陷入妄想的学者。他最近的著作里痴迷于这样一个想法：语言的实在界就在他的脑子里，确切地说在大脑里。所以，他是个语言学学者。他解释起来还非常迷人，最近他在巴黎时我去听了，人很和善，但这不妨碍他是在妄想。能指显现出它存在于外部，就像对诺贝尔来说，它来自外部。它从嘴里出来，但它在外面。现在我嘴里说出的话，对你们很多人来说无所谓，重要的是女声，是女翻译的声音，在说话，在讲述这个能指，因为明天任何人都可以借助这个小机器，想怎么享受我的话就怎么享受。这就是能指如何维持在主体之外的，它比我们聪明，精神病人在他的自传里解释了这一点，自传叫“我的一生”，我只看过几页，但离开阿根廷时我要了一份，相关部门把全文发给了我。他把自己定位在与IBM电脑的关系中；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展现出独立于主体的知识并存在于实在界中，那就是这个现代形象——电脑。科学为精神病做了点事，它向病人保证这不是一场梦。

他呈现自传的方式，与他把自己置于和电脑的关系中有关。

“我回忆我的存在，直到第七次尘世生命，由最先进的第八代IBM电脑计算，在主的恩典下，1980年这个美好的年份。作者：诺贝尔X，但X的等价物不在，因为他的名字不在。作者：诺贝尔，又名菲利克斯，以及他的姓氏（猫）。”

那么，他正处于他的第七次生命，而电脑是第八代，仅此一点就构成了差异。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著名的菲利克斯，诺贝尔自己评论道：

作者明确说明，上文提到的L这个化名，绝非一时兴起。它是在童年早期，在奇怪的情况下，由一个陌生人强加的……此人可能没能查出某个出生在拉曼查美丽平原的欧洲祖先。迄今为止已知的原因是他与菲利克斯猫族的认同，其起源来自父亲住宅的后院，在某某街……等等。因此，命运——或者上面某个操纵着我们这些泪谷中提线木偶的人——从他最年幼时起强加给他的菲利克斯这个名字，在儿戏中与那座大宅宽敞后院里成百上千的猫和小猫认同了。

而迄今为止可用的、尚不完整的猫，填饱了一台新IBM电脑可怕的电子腹腔。为了纪念我敬爱的父亲唐·拉斐尔，作者不仅将生命、这个举世无双的罕见名字归功于他，更重要的是，还将目前从事的石油、矿产和水文专业地球物理学家的职业归功于他。

这是我们主人公自传的开篇，阅读时最好把施雷伯的文本放在手边对照，那可是精神病的典范。像“我们栖身于这泪谷中的提线木偶”这种表达，你们在癔症病人那里是绝对听不到的，得弄明白病人到底在说什么。有些疑难的、边缘的案例，但这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谈论什么“癔症性精神病”，从结构视角看，这完全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

同样，对命运的唤起，或是提到某个高高在上“主宰这泪谷、主宰我们栖身的提线木偶”的存在，这也是精神病的典型特征。

实在界中对知识的界定十分精妙：“可怕的电子腹腔”。我们得追问这从何而来，Felix这个名字对他意味着什么，这个取代了他本名的名字。我们可以顺着他后文提到的“我在医院的‘快乐’时光”来寻找线索，他说让他困扰、不安的是那里没有13号病房。当聚焦于能指时，他的不适，13号的缺失——他猜想是因为迷信才不给他安排——这就在能指中留下了一个让他格外困扰的空洞。但他又唤起那段“快乐”时光，叙述中还有另一处“快乐”一词的回归，即“la felicidad”，那是他在学校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由于结构的丧失，他用Felix这个名字来称呼他的精神病性享乐。施雷伯曾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过这种享乐，它不受我们设定的界限约束；这种享乐或许令人难以忍受，但它与疯狂和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由来已久，甚至让人以为女人都是疯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疯子就是女人。我们总能在疯子身上找到这种特殊且过度的享乐点。施雷伯就是典范，拉康为此写下了数元：“推向女人”效应。法语里有“推向犯罪”的说法，指怂恿别人犯罪。拉康把“推向犯罪”替换成了“推向女人”，这是疯子身上的一种女性化效应，它特别典型地转译了父之名的除权。弗洛伊德曾察觉到分析上的难题，所以他搞不懂女人想要什么，因为他觉得女人的超我不像男人那样，女人是没有界限的。这正是拉康的数元试图写出的东西，正如拉康所说，女人的“非全”，就是对女人在能为男人做什么这件事上没有界限的书写。

但Felix熠熠生辉，如同“太阳”，承载着诺贝尔剩余的全部享乐。他曾因文件的混乱而心烦意乱，但我们确信，在他自传的某个角落，会找到他与成百上千只猫和小猫认同的表达，那是数量庞大、甚至敢用法语说是chatoyante的猫群，那闪烁夺目的猫群。

这就是他的应对之策。我们可以用拉康的主人话语来书写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假设诺贝尔曾是主人，而主人话语预设了主体与主人能指的认同。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个假设存在过的能指就是诺贝尔这个名字，有何不可呢？因为这恰恰是过渡时刻的父亲。我们有一个主人能指，它被绝对能指——死亡——所提升，因为死亡以肺水肿的形式突然闯入了他的生活。那个未能取代他的能指，让这套话语的各种元素得以留存，尤其是让他知道自己开始在实在界中生活这一事实，它不再与主人能指相连，而是被分离开来，这就是触发。那么，还剩下什么？一边是一个孤立的名字，因为从此他与主人能指分离了，能指脱落了，知识脱落了，主体自身也脱落了，而我们必须在其享乐所在之处找到某种功能，也就是我们用小写a来书写的对象a。他在这场转变中失去了诺贝尔这个名字，便用他的享乐制造了一个新名字来替代，即Felicidade，由此他或许能像施雷伯那样，最终重建一种稳定的妄想，他靠自己的享乐自愈，因为看着镜子里映出的美丽女人能给他带来享乐。

这个病人有意思的地方，首先在于我刚才说的那些，目前都只是假设；我希望能回巴黎读完他的整部自传，到时候再看看需要对这个初始假设做哪些修改。其次，这位66岁的病人目前健康状况良好，我们可以观察他后续的演变，还是很有希望的。

我认为这样的案例如果在本国发表可能会惹麻烦，但在国外就不会。正因如此，我们对二月份在巴黎举办的研讨会寄予厚望，那是拉康在加拉加斯最后一次活动时亲自召集的。我们满怀期待，因为只有通过交流案例，我们才能更好地互助，不能仅仅停留在分享关于拉康的理论反思上，而是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材料。能在阿根廷见到大家我非常高兴，我绝不会把这些材料扔在抽屉底吃灰。

为什么在治疗中不能催眠？因为存在自我治疗，一旦熬过急性期，进入植物性生存状态，就会发生某种恢复，建立起新的平衡，重构出新的隐喻，这就是拉康所说的妄想隐喻，它不同于父性隐喻的妄想。所以不必那么绝望，在这个案例中，必须学会尊重不可能之物，这很难。

我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讨论

P：你的报告让我非常满意，尤其是两点：第一，妄想的触发，也就是经典精神病学所说的“妄想涌现”，在诺贝尔和施雷伯的案例中，都表现为一种反讽式的涌现，即对父性理想的极大反讽。他们两人都试图嘲弄父辈的规定与理想，而这正是任何精神病爆发时屡屡重现的一个要素。

另一方面，妄想的展开无疑像是在为主体生产一个位置。给人的感觉是，精神病主体在寻找一个主人，不再是曾经支配他的那个，而是另一个主人。在施雷伯的案例中，与这另一位主人——死亡——的相遇，实则是一场与无能的相遇，正是这种无能让他无法生育。整个妄想都在不断标记并寻找这位主人，我们甚至可以说，精神病主体，至少是像诺贝尔和施雷伯这样的偏执狂，他们寻找主人就像寻找女人一样。他们确实相遇了，但主体占据的不是主人的位置，而是女人的位置。

这个问题我琢磨很久了；我们能不能说，妄想其实是一次构建话语的尝试，只不过没成功？它是拉康意义上的话语吗？是主人话语、大学话语，还是癔症话语？当然，我们绝不想把这些话语跟疾病分类学硬凑在一起。

J-A.M.：要说这是在试图建立拉康意义上的话语，会有个问题，因为这种话语恰恰建立在性关系不存在的基础上。四种话语构成一个横断面式的整体；它们存在，被确立，并回应着性关系的缺失。那么，说到底，比如施雷伯的妄想究竟构成了什么？我们谈他是因为这是个经典案例，方方面面都很典型。相反，施雷伯的妄想旨在建立性关系，甚至要给出一个更宏大的性关系，一种真正的圣婚，就像古代神话里那样，日本或中国的大一统王朝，甚至西方王朝都曾践行过——王室夫妇代表着生命两大本质原则的结合，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其降格后的形式：比如查尔斯王子迎娶戴安娜王妃，虽然不再神圣，而是变成了广告秀，但那种性关系的想象界残余还在。而施雷伯搞的就是一场圣婚，他成了上帝的女人，上帝的未婚妻，并且未来——因为他总是推迟——这场结合将孕育出新一代人类。既然话语是为了定位性关系、让它存在，我倒倾向于让它保持原样，留在话语之外。

你强调偏执狂是对的，因为精神分裂症完全是另一码事。临床部这几年一直有个老议题，想专门拿一天或一年时间来探讨精神分裂症，但总是往后推，确切说推了三年了。也得承认，拉康对此谈得很少。我们得从头梳理，先理清术语史，别忘了精神分析本身就是“精神分裂症”这个词的源头，这词是布洛伊尔造的，只要读读弗洛伊德和荣格的通信就知道，弗洛伊德指出布洛伊尔锻造了精神分裂症这个概念，这其实是个身体问题；但在什么意义上呢？正如拉康的解释：它体现了人类身上器官与功能的关系。我们有器官，就得给它们找功能。从生物学角度看，器官本来就有功能，但总会冒出些小东西，其用途不那么直接，我们后来才发现它的用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为扁桃体唯一的用处就是被手术割掉，现在割得少了，因为我们知道了它的特定功能。

这是生物学视角。换个视角看，人类为自己的器官发明了能指功能。虽说有些像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这样的蠢货，说什么海的存在是为了停泊小船，鼻子是为了架眼镜。但不可否认，我们确实在设法让器官、让身体部位产生意义，正因如此，器官的用途改变了。耳垂难道是为了戴耳环才长出来的吗？这就成问题了。人类有各种惊人的发明，比如犹太教，硬是通过切除身体的一部分来象征与神圣律法的根本盟约。还有很多更隐秘的方式，来使用、来能指化我们的器官。

实际上，拉康对精神分裂症的界定，就是主体难以为自己的器官区分出功能。欲望本身也会卷入这种器官的游戏，必须让它们产生意义，却又不被固定在某种建制化的关系里。不管怎样，这说法没走太远，显然也没指出什么治疗路径，尽管这是一种言说形式，因为核心问题在于器官开始各自为政地说话了，这种言说形式标记了精神分裂症处于话语之外的位置，但并非在语言之外。

对于我们分析家能在精神分裂症上说些什么，我算是满意了，但还没完全满意，毕竟这是个根本问题。从我们的视角出发，我们把偏执狂谈得很透彻，比精神病学家强多了，可他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却说不出什么所以然。

无论如何，这里还有一片广阔的开放领域。

P：我在想，精神病主体的位置是不是双重的：在话语之外，却在语言之内。在他的妄想中，诺贝尔断言存在着某种关系。然而，他说：“我父亲是个疯子，他想让我成为诺贝尔。”施雷伯说：“我父亲是个疯子，他想让我变成一个做工精良的提线木偶，顺从他的体操、他的训练、他的种种强加。”我想强调一下我在与精神病主体对话时所处的这种双重性，他们以各种方式诉求着某种可被倾听之物。

J.-A.M.：必须逐一考察每个个案，才能说一个精神病主体诉求了什么，这正是这一过程的困难所在。做外科医生的，不需要得到病人的承认。但治疗师不同，哪怕他自认为是治疗师，也必须由病人将他确立为治疗师。而在精神病中，这个位置的存在并不显而易见。要是我们谁站到施雷伯面前，大概率会被他当成一个早就被判了刑的人。我们可以自诩为治疗师，但在病人眼里根本不是。施雷伯唯一的诉求，就是让人去读他的《回忆录》，以为人类的科学教育做贡献，这就是他的要求。他压根没要求被治愈。而诺贝尔的全部诉求，不过是把他的文件整理好。

P：可是，为什么施雷伯要我去读他的书并得出结论呢？

J.-A.M.：有些个案确实可能存在诉求，但必须强调，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精确考量的要素：这种诉求究竟有没有被建构起来。单就这一点而言，能够提出诉求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比如强迫症主体，他完全有能力要求进行分析，但随着分析的推进，他可能提不出太多别的要求了，他只是要求大他者自动回应他的诉求，仅此而已。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三点在最后一次座谈交流会上见，届时我看情况讲一个强迫性神经症的案例。我还想谈谈分析团体的事，不过具体怎么展开到时候再看。

能指

我们不能像今早有人提到的那样，说精神病患者的欲望是简单、粗暴的，也不能在最初看似能提取出“粗暴欲望”的地方去认领它。读施雷伯的案例，我们完全看不到什么简单的欲望，恰恰相反，那是一种高度精密复杂的欲望。它特别固着于他将自己视作女人的形象；这种建构非但不粗暴，反而相当复杂。我正尝试做一项颇为费力的工作（或许也是为了我自己），去一点点敲碎拉康教学中那些已经结晶化的固定表达。因为拉康的阐述往往难以理解，我们很容易把它们当成一个个铁板一块的概念区块：父之姓隐喻、作为欲望能指的菲勒斯、大他者的享乐。

所有这些概念都是“打包”出现的，成了某种识别标签。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把这些固定表达和公式拆解开来，重新找回驱动它们的内在逻辑，哪怕这种逻辑有时会引发矛盾。

今早我向大家提示过欲望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是想象界维度，所有形式都被自恋所包裹；另一方面是象征界维度，因为必须追踪一个能指，才能解释欲望的持存。

这种双重结构并不妨碍我们提炼出人类欲望的一个特征，即它的“些许现实”——拉康终其一生都忠于这个说法。这本是安德烈·布勒东的一句超现实主义表达。在想象界中，这“些许现实”表现为一种消解欲望的现象，因为它更多是锚定在形象而非肉体本身；它很容易被各种花招、被欲望本身所捕获。我们文化中的时尚、广告等事物，正是建立在欲望的这“些许现实”之上的，只需几个恰到好处的假相，就能把欲望撩拨起来。至于想象界中的这“些许现实”，在象征界里同样不少。因为即便在“寻求承认的欲望”这种说法中，这“些许现实”也表现为一个循环——在传递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无限性现象。它没有任何实质性，而是一种发送（欲望向欲望的发送）——这恰好印证了那句名言：“欲望即大他者的欲望”。

拉康没有修改过欲望的“些许现实”这一说法，正是这个表达让我们得以将欲望与享乐对立起来。欲望里有“些许现实”，但享乐绝不能这么说。相反，拉康明确指出，在分析经验中，我们打交道的仅仅是能指，它们相互替代、相互指涉。由此得出一个定义：一个能指总是指向另一个能指；这是一个循环定义。如果在作为能指经验的分析中真有什么“实体”的话，那只能是享乐，它是唯一能溢出能指之结的东西。

这里的理论位移也非常明显。在《罗马报告》中，症状被看作一种能指的连结，一旦得到诠释，症状就消解了。这正是精神分析早期让我们感到振奋的地方。那时的精神分析可不像现在这么漫长：病人带着沉重的巨大症状走进来，跟弗洛伊德博士在花园里溜达了几圈后，就轻如燕地走出去了。在当时，要是能跟弗洛伊德散步三次，咱们就能宣称自己做过精神分析了。但后来分析家们发现，到了某个节点，事情开始不对劲了。精神分析遭遇了一场危机，迫使分析家们在“诠释的奇迹期”结束后，去寻找新的抓手；于是建构了攻击性理论，但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拓扑架构并没有被很好地理解。随着时间推移，症状变得越来越顽固。我们必须假设主体在症状中获得了满足，症状给他带来了享乐，以此来解释主体对症状的依恋，以及为什么症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轻易瓦解。享乐就像是能指之结里的“压舱石”。如果我们仅仅盯着欲望的消亡或其“匮乏”的特征，就无法推导出菲勒斯在欲望中的首要位置，也意识不到那个原初的大他者其实是母亲，是她的欲望让主导功能得以显现。换个角度看，真正主导这个问题的其实是“母亲的菲勒斯”，而它是不存在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依然维持了欲望锚定于匮乏的设定。

当拉康借助雅各布森的隐喻和转喻理论，切入语言的法则时，他为一些问题找到了出路。正如他在《文字的代理》中所说，欲望对自然哲学来说是个谜，它在人类物种中找不到合乎规律的路径。拉康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欲望锚定在转喻上，并认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欲望，无非就是一个词向另一个词的无限指涉，是在语言中运作的。他开始意识到，事实上，任何人类意义如果不指向另一个意义，就无法被把握。随后他换了种说法：没有不指向另一个能指的能指。

我这里总是用一个逻辑学家的例子，因为很直观：“当有人问我们术语‘a’是什么时，答案是什么？当你问‘a’是什么，答案永远是：它是‘b’，因为你只能用另一个词来定义‘a’这个术语。”这就是“指涉/发送”的价值，它构成了语言的法则。拉康的解法是说，欲望无非就是对这种指涉价值的投入，是它产生的效果。因此，欲望就是存在于一个能指与另一个能指之间的东西，它从不停留在某个能指上，而是被捕获在能指无限的指涉链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