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聊聊杨景媛

对杨景媛及其后续事情的批判往往会将其定义为后现代的猎巫行动——它们都是群体以绝对的正义之名，将具体的个人剥离出法律与理性的保护，用道德审判和集体暴力完成一场合法化私刑，展现了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平台里无知群体的狂热、道德审判以及对个体的侮辱与社会性抹灭。批判者们通过与猎人和巫女的战场拉开距离，实现了主观上的反思与讽刺，成为了福柯式的犬儒主义者。

这里的对立双方是非常清晰的：

1. 自由主义左派：把“不可调和的对抗”悄悄替换成了“对差异的承认与包容”（杨景媛是作为独立女性的立场处理所有事情的，我们要包容这种先进的思想，不要再对杨景媛这样的角色进行“猎巫”）。通过这种转换，尖锐的对抗重心向别的地方倾斜，人们的关注点被转移，把深层的、残酷的社会结构矛盾（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伪装成了大家“文化习惯不同”的小问题。
2. 右翼/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至少保留了“对抗”的物理形式。面对朴素道德观的冲击、官方为杨景媛出国留学作推荐，他们高呼：“杨景媛是学术败类！”、“武汉大学是民族耻辱！”、“我们要与这个敌人/建制做殊死斗争！”。同时，杨景媛事件也值得被幻想出一个隐秘组织为其杨做背书，这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外部力量的排除。原教旨主义者虽然往往找错了敌人（将内部的结构性危机幻觉化为外部敌对势力的阴谋），但它在结构上承认了“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裂痕”。

当一个社会爆发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狂热时，这不是因为底层民众天生愚昧，而是因为现有力量无法进行真正的阶级斗争，没有给底层的绝望与愤怒提供一个正当的宣泄口。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左派那套“和谐包容”、“理性有序”的假象破灭了。它像一个伤口，暴露出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自由主义无法抹平的致命裂痕。

杨景媛的拥趸们因此在行动上（因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进行了身份的倒置：从所言的“女权主义者”倒置为遮掩父权创伤的“父权主义者”，从所言的“理性批判者”的身份倒置为了被批判的对象。这种癔症式的身份倒置，正说明了他们无力扰乱基础的经济秩序，也无法进行真正的改变，只能沉溺于倒错式享乐渗入现实的快感——他们越是为自己是“自由世界中的自由思想者”而自豪，就越是盲目地臣服于超我的无情铁律及背后的淫荡快感。

这场争议远非一次单纯的民粹狂热，而是社会结构的裂隙。自由主义左派以“包容差异”为名将尖锐的阶级矛盾软化为文化修辞，而右翼/原教旨主义则以幻想敌人的方式保留了对抗的物理形式，两者共同敉平了社会秩序的不光滑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