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关系的张力

主流对母女关系的分析往往会将母亲定义为一个失败的母亲大他者形象，着墨于母女的“共生幻想”以及“母女战争”。如沈玲在《双重凝视下母女形象的怪诞书写》试图从“凝视”与“动物意象”的隐喻入手，将母女关系简化为前俄狄浦斯时期的二元绞缠；何亮与吕慧芸在《近年来女性电影中“失父”家庭的母女伦理审视》将失父家庭的母女关系概括为“对立、错位、共生”三种伦理困境；杨雪在《作者论视角下俄狄浦斯情结在女性电影中的运用——以〈 春潮〉为例》中，将母女矛盾的原因概述为“对父亲形象的认知错位”与“母亲的代际失职”。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通过构建前辩证法的模型，试图将结构性根本的匮乏用回溯性建构后的幻想进行填补——仿佛母亲能够完满、女儿与母亲和解，母女关系就能达成和谐。

母女关系向来处于辩证法的张力中：当我们在言说“女儿”时，就已经性化出了“女儿”的位置，这个女儿诞生自回溯性构建的前神话母婴共同体，在完成父亲“掠夺”的逻辑时刻后，异化分离为女人。换言之，如果仅叙述“母女关系”便永远无法得到关于“女性”的任何知识，因为该语境已被母性参照所饱和，从而陷入死胡同。并非全部的女性——或者说不存在的女人的定义，永恒地被父母双方绞缠（ravage）。

关于“ravage”（绞缠，又译“折磨”、“蹂躏”）一词有必要要作部分解释（深入内容可参考Claude-Noële Pickmann的《SHE’S RAVING MAD：The hysteric, the woman, and the psychoanalyst》和拉康的《L’étourdit》）。绞缠出自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拉康援引用于阐释母女之间结构化的、超越单纯矛盾的关系。女人一方面与母亲绞缠——母女的关系纽带向来是破坏性的，同样“并非全部”的母亲无法给女儿提供结构性的女人定义，更无法将女孩从与母亲一体的“无限享乐”的痛苦中脱离成为女人；另一方面女人也与父亲绞缠，父法给予身份又以除权撕裂身份，迫使女人在“非全”中挣扎，既无法被符号完全象征化，亦无法退回母性的混沌。

母女之间向来伴随着爱。女儿对母亲的原初之爱的爱欲对象是俄狄浦斯第一阶段的“母亲大他者”，这种爱是一种“依恋之爱”，来源于对照料者的自然的、实在界相关的爱，亦是诱发俄狄浦斯后续阶段的关键要素之一。

母女之间向来伴随着恨。在俄狄浦斯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大他者（父亲）对母亲和婴儿的阉割导致了想象菲勒斯的剥夺，让婴儿转向对象征菲勒斯的认同。但是对女人而言，这个象征菲勒斯是“非全”的，于是母亲的这种匮乏/非完满导向的对父亲的认同对女儿而言构成了一种欺骗：“你告诉我他才是对的，但实际上他也是错的”，这种对身份支撑诱导形成的欺骗引发了女儿对母亲的憎恨。

父亲和母亲的双重欺骗往往会诱发女人遭受“性化”骗局后的“退行”。作为孩子的第一个诱惑者，母亲正是以大他者的能指来情欲化孩子的身体的，只有父亲的骗局引入才能将女孩异化、分离。相比于面对这个骗局的选择往往是认同父亲并持续陷入阉割焦虑、竞争象征菲勒斯的男孩，无法被明确传导阉割焦虑的明知没有例外的、已遭受二次阉割的女孩眼中的父之名，是一道模糊不清的屏障——一道无法阻挡母亲欲望、要求的屏障。

女孩退回到了母亲身边，但这次不再是单纯的依恋，而是带着对母亲的愤怒——“你为什么要忍受这个匮乏的世界？”、“为什么你要协同那个欺人的父亲一起行骗？”、“你竟然也不能告诉我是谁？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拉康使用“持存”（subsistence）一词来描述这种女人在发现父亲匮乏后更期待从母亲而非父亲那里获得支撑的状态。持存指向着女人在存在论层次上的根基，一个漂浮无根、没有例外的根基。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层对言说女性的批判：第一道批判，即批判认为言说女性就是在诋毁女性，但实际上，当言说女性的时候，女性这个词语指涉的荒诞性及试图指涉的对象相对于象征界的剩余就已经在那了；第二道批判，即认为女性实体是本体论性质的，这种倾向往往表现为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本真性迷思”，即认为在父权制话语之外存在一个纯洁的、前语言的“女性本质”，而这个试图跳过象征界建构的“女性本质”导向的是被大他者充斥的享乐——一种强烈的精神病症状。

因此，女孩选择的这种回退还是不够“女性主义”的——她看似回退，可依旧踌躇不决，徘徊于令人绝望的“癔症式的防御”和“精神病式的崩解”的两极。在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可以得到母女关系回归到“温暖的子宫”或“前俄狄浦斯时期的和谐”的叙事的两种典型结果：

  1. 癔症式的索求：女儿通过不断地挑衅和质疑，试图逼迫母亲扮演那个“拥有答案的大他者”，结果却只能在母亲的无能面前感到加倍的绝望。
  2. 抑郁式的认同：女儿全盘接纳了母亲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将母亲的匮乏视为女性命运的终点，从而陷入一种代际传递的牺牲美学中。

母女纽带不应被修复，对母女关系的治疗并非通过将分析家塑造成一个“好母亲”，来弥补那个受挫的、被阉割的、占有欲强的——甚至具有破坏性的——母亲所造成的伤害，任何旨在恢复这一原初纽带的分析，都依赖于对结构的否认，它将女性困在了女孩的位置上。

那既然什么都改变不了，治疗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一种视差导向的更为激进的爱——一种承认对方同样作为“非全”主体的、带有反思的致意，此时治疗真正的成为了分析——一场纯粹的没有目的地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