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拉康派临床精神分析导论》
note——《拉康派临床精神分析导论》
Ivoripuion序言
在临床上，医生们更加关心的是具体病例中直接遇到的分析家的欲望、象征界、对象a之类的，而非文学探讨里的一些纯理论内容。本书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三界理论；需要和要求；爱；幻想；享乐；主体和客体；大他者；能指和所指；俄狄浦斯阶段的三种否定形式以及它们的临床结构；分析家的欲望；标点符号；可变时长会谈等。本书对拉康的介绍是中后期的拉康，即60至70年代。
欲望和精神分析技术
患者除非自己想不然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个是心理治疗的一般见解，这也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症状的防御性功能（代偿性满足）来解释。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分析家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沉默的缺位的角色（除了精神病），而分析者才是真正工作的那个，因此无论分析者怎样想停止工作，分析家都应当给出一个讯息——要继续治疗，毕竟当分析者找上分析家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分析者的欲望回路停滞，需要分析家来继续这个欲望。也因此，分析家需要直面转移，甚至于拥抱转移，要始终保持一个欲望的立场，欲望分析者说话、做梦、幻想、联想、解释；分析者也要将分析家放在能指的宝库的位置，认可分析家的身份，整个分析才能发挥效果。而拉康批评的反转移经常是分析家荒谬地预设了一个固定的分析者的结构，并且将这些考虑和情感未经反思地放到分析中去，这是一种运用情感的失败。
分析家的欲望应当是一种纯净的求知欲，仅仅关心分析的欲望。
欲望和精神分析技术
知识和欲望
尽管人们会接受精神分析，但是那些症状正是人不想改变现状产生的，当人瞥见自己更深层的动机时并难以接受时，他们往往会退却，这也是基本的neurotic倾向。拉康认为，分析者的基本立场就是拒绝知识，即一种“不想知道”的意愿，是一种不想知道自己的症状为什么和原因的激情。
而分析家的欲望正是用于战胜分析者“什么都不想知道”的持续状态，将“我想要”的欲望变成一种纯粹的“我想要知道”的求知欲。
满意度危机
既然人们是不想改变的，那么为什么还会寻求治疗？因为这些防御机制在社会中不是永久有效的，于是分析者就会处于崩溃的状态，症状的满足感被减弱，人们就会寻求治疗。针对症状这类似乎折磨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满足是出离快感原则的，使用“享乐”来形容这种概念比较好。那些在享乐危机中的人们寻求治疗是为了恢复症状的作用，而非解除症状。
但是，分析家刚开始并不会提供一个修补分析者症状危机的修补工具，而是一个转移，这也是所谓的满意度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分析者可能会愿意妥协，接受延缓恢复症状带来的享乐，但是正是这种妥协，让第一步可能，即让分析者开始去求知。
让患者参与到治疗进程中去
初步会议：分析教学法
分析者和分析家的关系和所有其他关系都不同，因为这段关系会涉及转移。分析的早期阶段，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没有相互关系，分析家会要求分析者说出任何想说的话，包括梦境、幻想、白日梦、瞬间的想法等等，即使它们看起来多么的没有意义，因为这些分析者日常不关注的荒诞的语言正反映了说的主体的结构。
初步会议：临床方面
临床上，一般分析家在初步会谈中会给分析者一个临时性诊断，这个诊断并非一个标签，而是让分析家能够快速确定患者的诊断标准。作为临时诊断，诊断中途分析家需要不断地进行证实以及修改，正如精神病和神经症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分析家若不能澄清结构而在错误的诊断上进行分析，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比如分析者的精神崩溃。
患者来要求分析时，可能只是为了去除某个部分症状，但是任何一个微小的症状其实都是大他者的哀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此分析家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分析者的症状，要让分析者将整个生活放到质疑之中，这个部分的症状才会展现为精神分析的症状，而这个让患者提出质疑的过程就是让分析者进行求知的过程。
初次会谈中，分析者需要见到分析家，人们不习惯在没有面孔的情况下交谈，并且假如分析者是精神病结构，没有面孔的分析家反而会让其脱离分析。因此，分析家不能让患者立即躺在沙发上，初步会议甚至以后的一些会议分析者都不能立即躺在沙发上。
初步会议：分析家的干预
在分析者真正进入了分析之前，分析家的解释没有任何益处，毕竟在分析者眼里，分析家也和他一样是人类。
标点符号
在初步会谈中，分析家也是需要干预分析者的言谈的，即对分析者的言谈下断点——标点符号，通过对分析者的言语提供有意义的“嗯！”或者重复一个或多个单词/声音，分析家对分析者的言谈下标点。这些表达符号都是在暗示分析者没有注意到的层次：说的主体的层次。
一开始，分析者可能对分析家的这种标点的行为恼怒，但是当分析家系统的标点后，会让分析者开始关注自己的无意识言谈，即自己并不懂自己的言谈。当分析者开始关系并分析自己的言语，分析家可以让分析者自行解释自己的无意识言谈，这也能避免过度全面的解释。
可变时间会谈
分析家从来不是中立的听众，而是清楚知道言谈中涉及无意识以及享乐向度的点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家通过强制中断分析者的言谈，让分析者重新重视自己叙述的部分，比如梦中的有关性的部分，是分析者会下意识避免的，而分析家就须要强调这些部分。且即便分析家不知道分析者自由联想背后的每个要素，但是重复与中断可以强调这些元素的重要性，通过强调无意识，分析家表现出自己想听这方面的欲望（d）。
因此，在会谈中，分析者谈论的内容不应当是日常聊天的那些东西，而将对话分段，可以让分析者明白哪些说的内容是重要的。当分析者沉迷聊日常的琐事的时候，分析家应当适当地改变话题，那些日常的痛苦细节并不一定会找到分析者分析上的症状。
也因为会谈有肤浅的要素（日常琐事）也有无意识的要素，拉康的可变时长会谈才是有道理的。
无意识的表现通常伴随着惊讶：当分析者口误时的惊讶，比如人称代词的转变、否定词的添加等。分析家通过在可变时间会谈中内让分析者感受到惊奇，才让分析者好奇，这种好奇让分析者重视无意识要素。并且可变时长会谈也让分析不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通过让分析者保持警觉或失衡，任何他的无意识表现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相反的，提前设计好会谈时长会让分析者准备会谈的内容，将一些检禁的部分掩盖掉，这种回避、中和只会鼓励分析者的神经质。
当然，可变时长会谈不是万能的，分析者完全可以准备好一些内容来塞满会谈，让每一次会谈都变成精心排练的表演，这也是强迫神经质经常会采取的方法。面对这种情况，分析家完全可以采取极短会谈的策略，即立刻中断会谈，因为这种会谈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对于分析者提出的要求，分析家不能单纯地接受，因为这样就会陷入欲望的转喻中去，分析家甚至在一定程度要拒绝要求，以呈现出需求和要求之间的裂隙。同时，分析者在所述的层次上提出的要求在能述的层次上往往是恰恰相反的，正如SM中的一些话。
同样的，分析者往往可能会用一些理由来推脱治疗，面对这种推脱治疗的要求，分析家应当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借口往往能体现在分析者心目中分析的工作在其生活中的比重——“我把一切都放在你上面！”，也因此，分析家可以采取强制收取错过的会谈的费用，来提高会谈的有效性。分析家在处理分析者的要求时不能表现得易于被掌控，分析家不能对分析者的欲望让步，若分析者经常要求重新安排时间，分析家可以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按要求提供会谈。
意义从未显而易见
意义从不是显而易见的，分析家也不应该直接给予分析者“我知道你的意思”的反应，而是应当在某些时候让分析者尽力解释其表达的含义以及提供更多的细节。比如患者的“害怕性关系”意味“害怕其父母间的性关系”。
意义总是含糊不清
分析者的话向来是模糊不清的，因此重要的是他选择表达的词语：为什么他使用了这个词语而不用其他的词语。
病人经常会使用“我的意思是”诸如此类的话，这种话其实指的是病人当时有意识想到或者认为自己在想其他事情，从而否认其他事情，选择表达说出来的话，这个否认也就是对无意识的否认。对于不同临时诊断的病患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强调重心，比如对厌食症而言，强调“把某物塞进某人喉咙”就可能是有效的，但这个强调对强迫症是没有意义的。
在关注病患的言谈时，要关注说的主体的层次的东西，因为话语本身的意义都是一些想象界的所指，它体现的是分析者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而口误之类的才是无意识说的主体的东西，是分析家需要着重关注的。
当患者开始质疑自己的说的是什么，甚至谁在说话、和谁说的时候，分析者才真正开始参与分析，开始倾听无意识，这个时候也是欲望被激发的时刻。
分析者的要求总是重复的，因为要求与需求的断裂使得其永久把握不了需求。而当分析者对治愈的要求转为对无意识的探索时，这个要求就变成了某种欲望——当然总会产生新的要求，但是患者总会放弃某些要求，进入转喻的欲望中。
拉康将这种转变称为要求向欲望的转换，一种辩证法。在欲望的辩证法中，患者的冲动客体总在转喻式地不断滑动，欲望从固定的要求中解放出来。
而在某些时刻，患者不会对任何事情好奇，患者总只是表达自己的要求，无意识从未被其接受，这往往意味着两件事情：
- 分析者是精神病结构。
- 分析家没有让欲望凸显。
分析关系
知识和建议
在US，精分治疗师通常是全科医生、胃肠病专家、颈椎指压师、精神科医生和针灸师等一系列治疗无效后最后的选择，这不难看出精神治疗师在US是被贬低的职业，人们也往往不信任精神治疗师。
然而分析家在开始分析时需要作为“被假设知道的主体”（a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入场，因此分析家向来时被假设知道的主体而非知道的主体。相反的，假如分析者过度认为分析家拥有知识，这反而会对分析产生不利影响，即分析者不愿意自己参与分析、参与求知。
主体应该知道
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分析者自己透露出来的无意识向度，而这个无意识向度的权威性是需要被分析家的权威性保证的，由此，分析家就占据了分析者无意识的位置，代表着无意识代表的对象a来呈现分析者的无意识。
分析家的人格
在初次会议中，分析家必须牢牢占据分析者无意识的位置，表现出来并不是一个社会中的他者，而是一个抽象的他者。这也说明，分析家必须在分析中将自己的个人喜好等全部排除在外，减少自己的对分析者的无意识的干扰。
如若分析家表现为一个与分析者一样的普通人，就会让分析者将其当作自己的自我理想，这种想象关系被对抗所主导，分析者会想象自己比自己的自我理想更优或者更劣等等，这就是拉康称作的反转移。反转移将分析者和分析家放在同一个层面——话的层面，这种想象的层面让分析家无法处于分析者的说的层面——象征的层面。
通常，分析者很难接受分析家并非如和他打交道的其他人一样，也只有当分析者发现分析家并非在所述的层面，分析才能正常进行。
象征关系
临床上，将象征关系视为分析者面对大他者构建的自我理想的姿态。象征关系还包含着与阉割焦虑相关的反抗，比如分析者不能追求他们想要的，是因为这些想要的是父母给他们设置的要求，他们呈现出对这些要求的抗议。
拉康的L图就是想说明分析家的工作就是通过移情穿越幻想关系。这里作者将AS线解释为象征关系，即这条割裂的穿越幻想的线在作者看来就是通过象征关系消解主体的想象关系，从而凸显象征关系。而想象、象征向来是关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同性恋可能是那个客体与主体遭遇的象征大他者的位置类似。
因此，在1950阶段，拉康认为分析就是为了穿越想象关系，让分析者发现象征关系，也因此，分析家需要在转移种将自己投射为一个象征他者-大他者，而非a（当然转移上来就会将大他者投影为a）。
分析家作为裁判
分析家也往往会面对分析者要求对其进行评判，这往往是建立在分析者发现分析家不是与他生活里社交的想象关系的他者之后的。此时分析者往往会将分析家视为其进行赎罪的神父的身份，一个全知的能评判一切的大他者。
因为一旦权威人士做出评判，分析者往往会让自己的言语没那么自由，而精神分析治疗的唯一杠杆就是言语，言语的停止也就意味着分析的中断。且不仅仅是批评，甚至分析家的沉默、咳嗽、叹息也会被分析者认为是评判的符号，因为分析者向来被大他者阉割、做出了评判。
同时，分析家也要注意当分析者将问题归于分析家的不同意时要打断分析者，着力告诉他分析家从来没有接受或者拒绝分析者的这种联想，仅仅将分析者想象的分析家对他的观点当初一个需要阐释的领域，同时也要激发分析者去探索为什么会持这样一个观点。这种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方式可以让转移（投影就是一种转移）继续，同时也不会因为下评判而让分析者不自由言谈，分析家也能通过分析这种投影而找到其根源。
分析者往往会对分析家产生一些固有印象，比如：严谨、成功、资本主义的、努力工作的等。分析家必须将分析者的这些偏见视作分析者自身的反应，而非将其接受。分析者对分析家的一些其他评价也通常如此，是一种偏见。分析者往往会试图满足分析家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二阶欲望，这只是一种神经症策略，这种策略并不是导出分析者与分母式大他者的分离，而是更加的依赖。神经症会重复对父母大他者的依赖并转移到对其他人身上，并通过违背/满足来满足自己。
一旦分析家对分析者的行为表现出同意，分析者就依旧活在他者的评判里，依旧对大他者保持着依赖性。且这种依赖会延申到分析者的生活中，比如陷入“到底分析家是对的还是朋友是对的”这种问题中，而不去主动的独立思考、求知。分析家也不能表达出对分析者“要独立”的期盼，这同样让分析者陷入了奴役性的二元关系中，这对分析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分析家作为原因
正如前文所述，当分析者放弃了想象中的分析家的身份后，分析者往往会将分析家视为一个评判一切的法官角色，这也是分析家需要被拒绝的。那么，分析家应该被视为分析者的什么身份？（想象、象征都排除了，可不剩下真实了么）
分析进入一段时间后，分析者往往对分析家说在梦中发现了分析家，这说明分析者发现了分析家成为了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也就是欲望因objet a。这里作者指出了三种相对于分析者眼中的分析家：
- 想象关系下的镜子式的分析家：a；
- 将分析家视作象征秩序的他者：A；
- 将分析家视作真实的原因：object a；
当分析家成为了分析者的欲望因后，分析者往往会对分析家表现出抗拒、紧张的情绪。非拉康派的分析家会拒绝这种转移，且分析者也往往会在体验到这种感觉后中止分析，而拉康认为，这种转移才是正向的转移，是分析的关键。
转移后，分析者往往会对分析家表现出爱或者恨，分析家要立即指出这种爱/恨都是一种投射，即爱/恨并非是针对分析家的，从而降低某些强烈情绪对分析的影响。转移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分析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战争的关键点，而分析家必须赢下这场战争。
将与家里人的冲突重复到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分析者才能发现内在的力比多冲突。如果分析只在言语上进行重复，分析者的症状仍旧会重复，只有处理好了转移，分析者才能真正处理好冲突。
转移也往往会让分析者将过去认识的一些人（父、母）等投影到分析家身上，处分这种投影已经严重危害到分析工作，分析家都不应该阻止或者鼓励这种角色投影，并且让不同角色的投影发生。
面对转移，分析家更应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分析者表达出投射的情感和思想，而非指出转移的事实。
解释：打开欲望的空间
要求VS欲望
分析者可能会因为一些外部要素（比如丈夫的勒令）而将分析的频次减少，此时分析者往往会暗示分析家拒绝这种减少的要求。
这里就可以看出需求和要求的差距：分析者因为自身的需求向分析家提出了要求，而这种要求的满足与否完全取决于分析家。正如观众可以通过笑声将一个严肃讲坛变成一个脱口秀，分析家在面对分析者的要求时的反应，也会影响到整个分析的质量。尽管分析者想向分析家传达自己的需求，但是最终只能由要求体现的需求的意义总是由分析家决定的。
因此，分析家在面对分析者的要求时要不断地将这种要求的陈述视作为不简单的要求，而是反应更加深层次原因的东西（比如丈夫的律令）、隐藏的动机等。
而对分析者的要求直接了当接受的结果就是分析者的欲望被阻隔，因为当所有要求都被满足，就没有所谓的禁止了。
解释：唤起欲望中的缺失
欲望起源于匮乏，满足埋葬了欲望。
分析家往往会清楚解释分析者的幻想、梦境等的含义，这与父母解释小孩子的梦境是一样的，这样的解释往往会舍弃掉其余的解释，而且这样的解释往往的目的是单一的——安抚分析者，正如父母安抚儿童。
预言性口语的解释
分析家与父母安抚小孩一样的解释是一种很有限的解释，而在拉康那里，解释应该是一种有特殊目的的解释。分析家应该在解释中创造更多的意义，而非固定一个意义，若只是固定一个意义，那么对于分析者来说，这个解释是类似于一个分析家给出的评判标准，ta应该去调整自己去符合这种解释。
将解释固定在一个意思上，是站在了大他者的法官的位置上的，然而在拉康那里，分析家一方面要充当大他者听东西而不是下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在解释时抛弃大他者的身份。给分析者一种消化好的解释会形成一种极难摆脱的依赖关系：分析家站在了知道全部知识的位置，分析者发现只要要求解释就能获得知识。这种关系就变成了父母和孩子、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使得分析变成无止境、婴儿化分析者的恶性循环。分析家进入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经典标志就是分析家私下（会谈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解释案例，来为和分析者的下次会谈做准备。分析家在解释中做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激起分析者的求知欲而不是单纯的投喂意义，而只有激起分析者的求知欲，分析者才会去试图理解解释的含义。
因此分析家的解释一般都会神秘、多义，意识（理性）不喜欢多义、歧义，因此分析者还会在无意识层面上去理解解释。
解释不分对错、真假，而是分为有生产力的和无生产力的。真正重要的是，接收到解释后分析者在无意识中发现了什么。
分析家不能直接说出任何的解释，以免成为一个法官的角色。分析早期，分析家更应该避免在对分析者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比如初次会谈）明确表述一些内容，这种情况下陈述越直接，分析越容易走偏；当陈述模糊时，分析家应该关注分析者是如何接受这些陈述的。
解释应该着重于分析者没有注意到的内容，解释应当让人惊讶、打乱分析者的思维关系。即便一些元素（比如性的主题）在被反复强调后分析者会主动去提及，也总有一些内容是没有提到的，分析家应该在这些方向上进行解释。
解释触及实在界
解释触及实在指的是在解释中，分析者发现了一直围绕着打转却又无法表达的东西（正如冲动回路的对象a）。就比如一个分析者对母亲的愤怒是因为长久以来母亲教唆她反对父亲，而最近她长期被压抑的对父亲的爱出现了，这里“愤怒的原因”就是那个长久以来无法表达的东西，当然这种解释（你的母亲让你反对你的父亲）并不只是字面含义，解释背后的意义与分析者自身息息相关，比如想和父亲结合——这种反对指的就是母亲反对她和父亲的结合，反对她成为阳具，因此这句解释就是有歧义的解释，也是能触及真实的解释。
实在必须通过分析而象征化：被说出来，转化为能指。分析将真实逐渐排放到象征层面，达到实在，帮助分析者的欲望停滞的原因说出来。
主体化是欲望辩证法中每一个机构的本质时刻
人们来进行分析时一般都是日常生活收到了影响，这些影响生活的状态都是在欲望、原乐上出现了问题。
就比如一个男分析者，他对女人提不起兴趣、拒绝所有女人的求爱，直到一个女人突然拒绝了他，他开始对女人倾注力比多。这里女人的拒绝就唤醒了男人的欲望，因此关键的不是女人是谁，而是女人的拒绝，拒绝就是男人的欲望因。
欲望总是被激发而非被对象吸引。
欲望辩证法
欲望没有对象
欲望被满足就会被扼杀，癔症和强迫症都是保持欲望的策略。强迫症渴望无法实现的东西，癔症报保持一个无法满足的欲望。
欲望的原因是对象a。
原因的固着
对象a的呈现方式有很多种，主要是以冲动对象的方式展现的。当有人因为恋爱关系来到分析家面前，却仍旧抓着这段关系时，通常情况下其伴侣被赋予了对象a的身份，放弃伴侣等于放弃欲望。
分析家需要找出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或物成为了分析者的欲望因，通过让其欲望付诸行动来动摇其固着的欲望因，让分析者的欲望固着到分析家身上来。
这种转移下，神经症就成为了转移神经症。
大他者的欲望作为原因
从小开始，父母的欲望是我们的动力，我们想成为他们想成为却不能的，“Man’s desire is to be desired by the Other”这里的大他者就是父母。我们将他者对我们的欲望视作自己的欲望。
与大他者的欲望分离
神经症就是未与父母的欲望分离，他们依旧是将他者的欲望作为自己的原因而存在，因此神经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他者的欲望分离，这也就是欲望的主体化。
基本幻想
幻想就是阉割主体固着-分离于欲望因，在这里，主体的位置与欲望因有关。
当分析家扮演分析者的欲望因时，分析者往往会继续以固着的姿态保持与分析家的关系——满足或者阻挠，即他者作为欲望因。但是分析家会颠覆分析者的这个想法，比如分析家并没有在分析者期望的地方打断&解释、分析家没有期待想听分析者想说的梦，分析家必须要做到这一点，禁止在分析中出现例行公事——那些满足分析者幻想的东西。
鼠人个例中，鼠人想要报复其父亲，“如果他的父亲死了，到他听说过的一种可怕的酷刑，即老鼠会钻进受害者的肛门，他的父亲正在遭受这种酷刑”。而在弗洛伊德工作中，鼠人无意中开始对弗洛伊德发泄愤怒、攻击，此时弗洛伊德便被放到了父亲的位置上，同时，他也期望弗洛伊德能如父亲那样对其反应进行殴打。这里，鼠人的欲望就是鼠人幻想的父亲的欲望——他幻想父亲的欲望是打他，满足了父亲这个欲望，鼠人就能获得父亲的关注。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去打鼠人，这样鼠人开始反思：也许只是他推动父亲去打他，而非父亲欲望打他。
分析家的欲望必须保持神秘、不可预测，这样分析者才会去质疑他者的欲望，基本幻想也不会动摇。
基本幻想的重构
神经质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需求的层面，而没有达到欲望的层面。神经症的基本幻想是与他人要求相关的，而非与他人欲望相关的，他更期待能在他人的要求下做事，甚至是要求他做很困难的事情。
与他人欲望遭遇会产生焦虑，因为是不知道他人欲望是什么，就比如一个人带着一个面具，如果是黑的就会死，白的就会活，但他不知道是什么颜色，而此时处刑的人在向他走来。这种未定的焦虑感拉康称之为痛苦。
在这种焦虑下，人会将欲望转换为确定的命令，比如上述例子，与其不知道自己生或死，倒不如让处刑者告诉他要做什么为好。欲望没有对象，而要求是有的。这就有点像人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于是不得不赋予活下去本身一个意义。
而在临床中，即便是同样生长环境的兄弟姐妹，他们对父母想要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父母的想法从来无法被知晓，它们只能被解释，神经症只能想象父母的欲望、认同想象的父母的理想，并由此构建自己。弗洛伊德将自我理想等同于超我，并将其称为个体最重要的第一次认同。这也是神经症困扰的来源，他们的自我理想将他者的要求成为自己欲望原因，比如在分析中，分析者往往会向分析家请求他们要他们做什么。
在一些分析中，分析者往往被鼓励认同分析家强大的自我，这样下去分析者自我的欲望依旧没有产生，这样下去，永远不会达成弗洛伊德所说的“转移的清算”，分析家也成了“知道的主体”而非“假设知道的主体”。
就比如夫妻关系中，丈夫被妻子管制，他就是将自己的欲望因等价于妻子的要求，但实际上，妻子的要求总是被异化出来的，他认为得只是他认为得，一切实际上还是丈夫在想象。
神经症无法容忍的就是大他者的匮乏，大他者无法告诉他具体的要求。要求是富足的，大他者似乎可以通过要求的满足变得更加富有；而想要是匮乏的，大他者的想要是因为他们的匮乏。
分析家凸显欲望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突然中断会谈，这里的欲望无法直接解读为要求，这种打破要求的恶性循环对神经症来说是创伤性的。
简言之分析家要做两件事：
- 拒绝分析者的要求，鼓励分析者的欲望出来——欲望的辨证化；
- 改变分析者对大他者欲望的解释，并改变基于这种解释下的主观立场——穿越幻想；
阉割和基本幻想
神经症不想做的，也是他在分析的最后一刻之前拒绝做的，就是牺牲他的阉割来满足大他者享乐，让它为大他者服务。
拉康将性满足的禁止称为阉割——不管是自体性还是向他人的，比如在公共摸生殖器。但是孩子依旧会私下去满足这些性愉悦，拒绝完全放弃这种满足。神经症对享乐的丧失——阉割的妥协为：若我放弃了这种满足，我可以保留其他的东西，对象a就是那个提供享乐的对象。
而对享乐的放弃似乎能带来更好的东西：禁止产生了淫荡感，越禁止越淫荡。而幻想公式：划杠S<>a就展示了主体和对象a的关系，对象a曾提供了现在被禁止的满足。自我恰恰渴望丧失的东西。
鼠人案：鼠人在小时候被父亲严重殴打，因为他与一名家庭护士进行了某种性游戏。鼠人因此得出结论，他的父亲打他是为了让他与所有女性进行性接触，而不仅是护士或者母亲。自此，他对女性的情感受到干扰，且不再手淫，直到他21岁父亲去世，几年后第一次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他觉得很棒。且他找女人也是为了违反他想象出来的父亲对他的禁令，且他父亲死后也在进行。比如：
例如，晚上学习时，他有时会打开前门，想象父亲的幽灵来看他，发现他在努力学习，但同时也试图在同样的幻想中肯定自己的性欲。
这些都说明鼠人没有与自己的阉割和解，一直为自己的快感的牺牲而遗憾。神经症的分析家也是如此，他们将某种享乐交给了父母大他者，但是永远不会停止后悔，并且拒绝让大他者享受主体放弃的东西。
神经症做出了牺牲，但试图在大他者面前做出补偿性的满足——手淫、偷窃等等，这些逃脱的非法满足就是在精神经济中能夺回的被排出的快感。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女性永远不会停止怨恨她们的母亲剥夺了她们的阴茎，通过补偿这种想象中的损失而提供的爱和尊重被认为是不够的。面对他们认为是重大人生决定的事情，男人永远无法克服阉割焦虑，并且觉得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父亲——他们父亲的期望、要求、标准和理想。他们的父亲所给予的认可被认为始终以成就为条件，而一个人无论取得多少成就，都永远不能休息。
分析家就需要动摇、重构这种神经症基础的幻想——我失去了，你也别想好过的这种基础幻想，从而幻想穿越，让分析者的欲望与大他者的欲望分离。
与分析家的分离
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让分析者承担TA的阉割责任（对a的放弃），而不是向大他者要求补偿。分析者必须被引导到一个地方，不再寻求补偿/报复，同时当分析者面对分析家要求他进行分析的要求，分析者可以自行做判断，而不是依赖于分析家的愿望。
因此，分析应该在一个斗争中结束——分析者不需要分析家了。
诊断和分析家的立场
一个拉康派的诊断方法
拉康派的诊断有三个类别：神经质、精神病、倒错。用于神经症的技术不能适用于精神病。压抑是神经症的特征，除权弃绝是精神病的特征，倒错的特征是否认。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子类，比如：神经症有癔症、强迫症、恐惧症三个子类。
精神病
排除和父性职能
除权弃绝是将象征集合中某个作为象征秩序基础的元素排除在集合之外，拉康称这个元素为父之名。这里的父亲不一定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生物学的父亲，只要是能发挥父姓功能的即可。
父亲阻止孩子和母亲不分离，阻止孩子成为母亲或者与母亲保持一体、阻止孩子和母亲的一些满足。父亲保护孩子免受“母亲的欲望”的影响。父亲在家里制定规则，告诉母亲和孩子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威主义。
父姓功能是象征功能，他能发挥作用也仅仅是因为他是父亲，而并非他是某个领域真正的能者。
母亲有时候也可以削弱父亲的作用——“我不会告诉你爸爸的”、“你爸爸不懂他在说什么”，通过违背父亲的方式。（这么说起来，父亲功能的体现往往反而是母亲口中得到的。）
父亲功能失败的后果
父姓功能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不存在中间态。父姓功能要么发挥作用，要么永远不会，因此精神病永远都是精神病，成年人无论如何进行多少分析工作都不会改变精神病结构。
精神病最经典的现象：幻觉。
幻觉
广泛的幻觉是一种回溯性的体验，比如婴儿饥饿时对吃饱的幻觉，这种广义的幻觉存在于所有结构中，因此幻觉不能作为结构的证明。
因此需要区分精神病性幻觉（真正的幻觉）和普通幻觉。这也是难点，就比如神经症也会产生幻觉，在某些时刻无法区分幻想和社会构建的现实，就比如癔症。
精神病确信ta的幻想，这个幻想不一定是ta看到或听到的为大众所熟悉的现实，这个相信的东西总是涉及ta自己，比如：总书记和我打电话提拔我、教员复活了之类的。ta相信的内容的接收方总是ta自己，这些内容的意义不言自明——总是ta自己。
而神经症的幻想总是涉及怀疑。神经症无法确定内容：也许那个人在那里也许不在；也许听到了声音也许没有；这些内容也许有和他相关的意义，也许没有。就比如：总书记和我打电话是想让我做什么？神经症总会比精神病走的远一点——要试图知道幻想背后的意义。
就比如癔症的幻觉，通常要称为幻想或者白日梦，他们通常很难说明什么真的、什么是虚构的。强迫症的幻觉通常是听觉引起的——惩罚性超我声音，通常是父亲的声音。
因此分析家在面对分析者的幻觉，要进行细致分析：到底是确定的精神病性幻觉还是普通幻想。
语言障碍
语言的异化：我们只能通过学习大他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我们往往会在语言系统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又会说一些让自己独特的语言。
神经症往往生活在语言中（语言子集中），总有部分的语言被神经症内化为自己。精神病则感觉自己被外来的语言支配，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被某种外在的力量或者实体放在脑中的。
象征界覆盖想象界的失败
镜子阶段除了理想自我，还有自我理想。自我理想即儿童将想象的父母对自己的看法内化到自己心中，并通过这些形象来评判自己。
此时就存在一个覆盖：想象的东西——比如图像之类的幻想被符号性的父母对儿童的词语所覆盖、重写，符号性秩序代替了之前想象的秩序。
而精神病不会有这种覆盖重写，因为精神病的自我理想没有构建，在精神病中，想象界占据主导地位，而象征界只要被同化就会被想象化。
自我理想的建构失败会让人觉得自我不稳定。就比如自我和他者的混淆，很难确定谁在说话，感觉是另一个人或力量试图篡夺自己的位置。
无法创造新的隐喻
精神病无法像神经症那样创造新的隐喻，而只能使用已有的隐喻。这种无法使用隐喻的原因是因为精神病父姓隐喻的失能（母亲的欲望被父之名替代的公式没有发生），又或者说弗洛伊德原初压抑（第一次压抑）失败。
父姓隐喻的作用类似如下，他充当了禁止享乐的人：
原初压抑就是涉及忘记与母亲实现某些满足愿望的渴望，且男生往往被压抑的更多（父亲对男孩的禁止更多），孩子会慢慢发现与母亲的亲密变得恶心、不得体。这种禁止已经发生了意义产生（我对母亲的欲望是错误的），通过被父亲禁止的方式，同时因为禁止而引发了对母亲的欲望，这个第一个意义是牢不可破的基础。
父亲告知孩子的禁令就是拉康所谓的缝合点，这个缝合点让能指和所指联系不会断裂。
中断的句子和新词
精神病常听到的声音是中断的句子或者短语，这是因为父姓隐喻的失灵，最重要的部分中断了，患者就觉得有义务提供给缺失的部分。
一个例子：一个精神病害怕某个人“strip her of her assets”，她关注到这个短语和“Strip District”、“New York Strip Steak”相似，她困惑于“strip”这个词本身的多重含义（隐喻失败）。还有一个精神病认为“词语是不容践踏的宝石”，对他来说，词语是可以践踏的东西。
此外，创造新词也是精神病的一个特征，因为无法使用隐喻而创造新词。
想象关系的占优地位
神经症往往会提出一系列的冲突——与像ta那样的他人的冲突，然后分析家往往在最初几个会话就知道这个冲突实质是与象征大他者的冲突，比如对父母、权威人物、社会期望、自尊问题抱怨，这些都表明患者认为自己与自我理想之间存在冲突——认为自己不足、不成功、有罪等。
精神病则与同龄人、竞争对手、恋人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并不与被某个法官式的角色的认可有关，相反，这些冲突者似乎在褫夺精神病的位置。
被迫害的想象是偏执狂的主要特征之一。只有患者没有获得语言及其潜在结构的象征性才会遇到纯粹的想象他者，这个他者否定了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患者报怨有人试图杀害他就诊断为精神病，而是一定要结合语言障碍的症状来下判断。
享乐的入侵
精神病中，冲动从未被身体层次化，因此不会遭受神经症遭受的阉割（享乐牺牲），因此力比多并不会从整个身体转移到性欲区。
神经症眼中的身体是符号化的，只有极少数的区域是性感带、是真实的，只有在这些区域享乐才能抵达。而精神病不同，身体大部分都摆脱了享乐禁令——整个身体都是可以享乐的。
因此当患者说起自己身体的愉悦感，比如“整个身体无法言喻的狂喜或电流感”、“无法找到的难以言喻的刺痛”，这大概率就是精神病的一种症状（宗教主义者也可能获得类似的感觉，这里需要注意），因为象征无法重写身体，想象对身体的建构是容易崩塌的。
缺乏对冲动的控制
神经症往往表现为被超我/extensive ego对冲动的控制。当神经症要做出一些物理性的攻击性时（打架、推人之类的），往往需要喝醉了或者其他类似的状态。神经症往往很拧巴，很难直接而有效地行动。
相反的，没有父姓隐喻的精神病更容易采取直接行动，并且在做了违背道德的行为后没有内疚感。内疚需要压抑，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会造成伤害且秘密享受时才会内疚。而精神病没有压抑，也因此没有秘密可言。
女性化
男性精神病通常也会发生女性化。比如谢伯例中，谢伯将自己看作上帝的妻子。
两种父亲：
- 专制的父亲，与儿子建立了竞争、敌对的关系，提供了某种分配的法则，比如：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你母亲是我的，除此以外你可以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 无拘无束的父亲：父亲永远无法满足，作为要求者与被要求者间没有边界 比如不听儿子行为的原因。因此他们永远无法满足。此时，儿子面向的所谓的父亲还是母亲这样一个想象界的、混乱无序的角色，因此，他会在想象父亲面前扮演女性角色。
这种女性立场精神病可能会长期隐藏，比如认同他的兄弟、朋友，模仿他们扮演为一个男人，当精神崩溃时，精神病的女性立场就会重现，并声称自己从小就是女人。这类精神病最有可能进行性别转换手术。
精神病的女性化并非时父亲不存在，而是一个父亲与儿子建立了想象关系而非象征关系。精神病也会描述自己屈从于语言，被语言侵犯、控制。
一个问题的匮乏
欲望是一个问题，而分析家有时候并不能在分析中让分析者产生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情况，要么是分析家没有让分析者的欲望显露，要么是欲望并不像我们所知那样在神经症中存在。
欲望受到语言特有的辨证运动的影响。
在欲望辩证法的促使下，分析中的神经症往往会发现自己完全相反的倾向（不断变化的欲望），比如：大男子主义者的同性恋倾向、家庭倡导者与父母决裂等。自我认同奔溃，新的自我认同又形成。
而精神病则相反，精神病的特点是惰性、思维/兴趣缺乏辩证运动。虽然强迫症也不断抱怨、想着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往往会在治疗中改变；而精神病只是单纯的重复同样的话语，重复取代了解释。精神病没有人类的欲望——因为他们没有语言结构、没有压抑。精神病不会质疑自己过去、动机，甚至于思想和梦想，它们只是呆板地存在。
精神病治疗：一个个例
精神病象征界缺乏的父之名无法在已有的认知范围内修补，但是可以用另一个秩序支撑、补充，即用想象。比如前面说的，精神病通过想象，模仿他人成为男性，当精神崩溃时，精神病的女性立场才会重现。因此，精神病治疗简单来看，就是使想象恢复到精神崩溃之前的稳定状态。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精神病被两个不同的心理治疗师治疗，该个例是有一个让-克洛德·沙特泽尔用法语写的一个名为《青铜头盔》中的个例。
这个患者名为Roger Bronzehelmet——一个化名，这个“Bronzehelmet”就是“青铜头盔”的来源，也一如其名字在斯拉夫语的含义。Roger的父亲完全被其妻子母亲控制，以至于Roger认为其外婆是这个家庭的父亲。在Roger四岁时，其外婆去世，其父亲允许妻子像她的母亲那样控制他。Roger的父亲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比Roger大7岁的姐姐上，Roger的母亲则全部放在了Roger上。Roger出生于1943年，无精神病史，在童年时期也没有看到相关记录，而在1960年中期的大学生活中，Roger表现出明显症状。
在通年，Roger会和他的姐姐玩性游戏，这种游戏性质不清楚。在成年后大学时期，Roger在面对性时变得疑惑：一个住在Roger公寓的寡妇邀请他去拜访她，Roger变得焦虑逃离了公寓。最终Roger开始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
在治疗中，Roger说了许多与其父亲名字有关的事情。他认为他的父亲的名字代表着“偷猎者”、“骗子”，比如他认为他的父亲希望他扮演警戒员的角色，而非传统的儿子必须尊重父亲律法这样的关系。Roger毕生都缺乏来自父亲的认可和关注，他请求父亲能从头处理父子关系，但是他的父亲回应是“我宁愿喜欢一只狗”。
Roger这种试图和父亲重建关系的动作似乎和神经症类似，但是Roger追求的更见全面、重要。在被拒绝后，Roger试图否认这个父亲、认为这个与他母亲同居的不道德男人的并非他父亲，比如：
去县记录员办公室查看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父母的结婚证书，以便亲眼看到签署它们的人的名字，即为了确定他真正的父亲的名字。但尽管他看到了，他仍然不确定那个黑白字迹中出现的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或者他看到的名字是否与与他母亲住在一起的恶棍的名字相同；换句话说，他仍然不确定他是那个男人的儿子。
他希望获得一个身份，一个作为某个儿子的关系。神经症可能会希望一个别的人成为他的父亲，但并不会像Roger一样疯狂痴迷于质疑他当前的父亲。
Roger开始为自己创造一个秘密名称来获得身份，最终导致他认为可以通过结合他的名字和治疗师的名字来获得一个新的名字以获得重生，通过这种重生，Roger获得了无法言喻的喜悦。
Roger在第一位治疗师会诊中记录每个诊断、记录自己的梦境并在会谈中的背诵他们，这种丰富的文学创作是精神病的常见特征。治疗师允许Roger长期在治疗中背诵他的梦，直到有一天，Roger背诵了一个梦：梦中，他在一个铺满玫瑰的镀金笼子里被治疗师观察。治疗师给了一个很不有效的解释：这个梦是Roger当前生活的隐喻，他像在镀金笼子里看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被他的医生钦佩。
这种解释可能会导致精神病发作，因为治疗师通过这种解释暗示了Roger梦中有他不知道的含义。通过这种干预，治疗师将自己放在了大他者的位置，而不是作为一个见证者、存储者。
在与神经症的工作中，分析家需要将自己放在大他者的位置，这样才能使意义成为问题，让分析者意识到有无意识。在神经症中，这个位置已经存在了，分析家只需要通过某种操控占据它。然而在精神病中，这个位置不存在。在这个案例中，分析家试图超过想象轴，带一些东西到与想象界的象征对立中。
L图是分析家试图完成的图示，但是Roger只处在单轴的状态，Roger不存在一个能够回应大他者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Roger开始将被分析家给出意义的东西赋予一种威胁——在分析家给意义之前它们不具备意义。Roger绝对相信解释，并且开始出现了妄想：比如分析家治疗室内的一本杂志里有“学生疯了吗”的文章，Roger开始认为这个问题是针对他的。
尽管Roger试图将这第一个治疗师塑造为父亲，但是仍然告诉他第二个治疗师沙泽尔，他的第一位治疗师“对我来说就像母亲”。当分析家试图在Roger想象的“安慰作用的母亲”式的角色和他这样的二元关系中（纯想象界的）充当为第三方的象征性的“One Father”角色时，导致了Roger精神病的发作。
很显然，对父亲除权弃绝的精神病是无法接受有一个象征父亲的，他们活在想象界中，这与实在界是一个层面的。
Roger在面对这个试图扮演Other的分析家后，开始寻找一个新的名字，来让自己存在，然后，他否定了之前做的将自己名字和分析家名字结合起来的做法，并在大学教授的建议下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治疗师。
新的分析家名为让-克劳德·沙特泽尔（Jean-Claude Schaetzel），沙特泽尔知道Roger患有精神病，很重视Roger的一些幻想，比如他的梦境阅读、文学创作。Roger和沙特泽尔说，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够表达含义的单词——他的所指从能指上脱落了，意义永远在滑动。在沙特泽尔的治疗下，Roger几乎停止背诵梦境，沙特泽尔不会试图引爆Roger心理言语意义的点。
沙特泽尔的治疗方式主要是肯定Roger的幻想为主。比如Roger在说一个数字“203”（deux cent trois）时，沙特泽尔会说这个数字和“没有3的2”（deux sans trois）类似，以此来暗示不需要三元组，二元组也可以成立，分析家也不会扮演他的父亲，愿意与其保持二元母子关系。
Roger童年时没有颁布律令的父亲出现，在他长大后为时已晚，无法再构造出这么一个父亲，这也是很明显的拉康所谓的对父之名的哦排除（foreclosure）。因此，分析家无法再构建一个三元组，只能让Roger的想象关系更加牢固。
同时面对精神病，沙特泽尔也积极地鼓励Roger进行理解——这与对神经症的治疗截然相反，神经症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因此分析家打破神经症过快理解的能力从而让其意识到无意识，而面对精神病，分析家需要鼓励意义创造的活动，因为ego是精神病唯一在世界的位置。
在第一个分析家的治疗下，因为给出了解释导致Roger没有产生像Schreber那样的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当妄想自由发展不被打断就会产生拉康称的“delusional metaphor”——“妄想隐喻”。在这种新世界观下，妄想隐喻代替了父姓隐喻，使得能指和所指能够相对绑定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中，意义能够相对稳定。在Roger个例中，沙特泽尔则没有去帮助其构建一个妄想隐喻，而是帮助其构建一个可以维持的生活意义。
从父亲到更糟
越来越多的单身母亲故意生育、女同性恋抚养孩子，以此在回避二元关系中的大他者的引入，又或者淡化父亲功能，无疑这些行为受到某些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的鼓励，父亲功能似乎在某些社会环境中面临灭绝。
拉康从不声称父亲功能的至高无上，并且拥簇因此可能产生的权威主义，但是他警告对父亲象征功能的排除会导致更加危险的后果——精神病的发生率的增加。在两种罪恶中（父亲和对父亲的排除），对父亲的排除是更糟糕的。
对鼓励消除父亲功能的挑战主要就是：如何在没有父之名的前提下建立类似父亲隐喻的东西，提供能指和所指的联系，若不行，如何有什么办法三角化母亲——孩子的关系来避免精神病。
神经症
压抑
神经症的基本机制是压抑，而这是精神病不具有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精神病没有无意识。压抑只会发生在现实已经在某种层面上被心理接受，而在精神病中，现实被拒绝，而在神经症中，现实被接受但是被压抑到了无意识。
拉康认为压抑的是与感知相关的思想，而思想只能用语言表达，因此压抑在无意识中的也是能指，与此伴随的是思想和情感的分割。
癔症通常在思想被压抑时任然感受到情感，比如自己感到沮丧、抑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强迫症通常会回忆到一个记忆但是不会产生任何情感。在这些情况下，压抑分割原本与思想关联的情感来发挥作用，分析家要做的就是将被分割的情感转移到分析当下。比如，弗洛伊德在鼠人个例中确信鼠人在童年时期怀有对父亲的憎恨，但是他的记忆没有出现这种情感的映像，于是弗洛伊德允许分析者将憎恨的情感再生产并设置到弗洛伊德身上，这导致了情感凸显。
被压抑者的回归
被压抑的想法不会潜伏，而是会以与其相关的思想连接起来，并在梦、口误、笨拙的行动和症状等方式中表达出来。被压抑和被压抑的回归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能发现压抑就是从其回归中找到的。
神经症症状扮演了语言的角色，在这种语言中压抑可以被表达出来。
转换性障碍（conversion symptoms），就是身体的反应，因为身体也是被象征化的、被语言书写的。比如《癔症研究》的安娜个例中，她右手僵硬，而她在梦中想象她的父亲在被蛇威胁，需要她右手僵硬就可以拒绝保护她的父亲，换句话说，她的身体症状反映了她和父亲的关系，并且她希望父亲去死。
强迫症是被压抑物在大脑中回归，癔症是被压抑物在身体回归，当然这不是硬性规定，因为强迫症似乎越来越容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身体疾病。
压抑物的回归是被语言控制的，不管是想法还是身体都是语言的场所、大他者的场所。在临床中，转换性障碍可以反映了癔症，但是任然需要进一步诊断。
拉康的主体立场
大类别是由压抑机制下主体的不同立场决定的，而不是由症状本身决定的。
美国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倾向于处理表面问题，并且将每个模式分为最小的部分，比如：抑郁症、双相障碍、恐慌症、多动症、催眠状态、心境低落和多物质依赖等，将他们在逻辑上视为独立疾病，这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些分类法忽视了主体的压抑本身。
比如一个厌食症女性可以被诊断为进食障碍，但是当我们知道她是癔症结构，我们就可以把进食障碍放在心理结构的更大背景中。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她青少年时期的厌食症所起的作用可能与她小时候的呕吐、二十岁出头时的入店行窃以及晚年作为股票经纪人的高压力、高交易量所起的作用相同。
神经症的诊断子类也是结构性的，它们不是特点症状组合，因为相同的症状能在不同结构中出现。
癔症和强迫症
弗洛伊德早期定义癔症和强迫症的方法是基于性经验的；强迫症的反应是内疚和厌恶，而癔症的反应是恶心或反感。在实际的临床中，区分癔症和强迫症通常不会基于身体症状、强迫性仪式等来进行，举个例子，一个厌食症患者通常被认为是癔症结构，但这个厌食症其实是因为其内疚感引起的：她对母亲感到内疚，于是控制自己的卡路里。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两种神经症（实际是三种）？即癔症、强迫症、恐惧症。
拉康的工作表明，神经症的定义在于深层次的结构上。
结构定义
要严格区分癔症和强迫症，需要回归到幻想公式，即$划杠S<>a$。强迫症的幻想关联于对象a，但是他拒绝承认这个客体a和大他者有。在主体与大他者分离的时候，对象a就会消失，强迫症拒绝承认对象a和大他者的任何亲姻关系。
举个例子，母亲的乳房最初是婴儿的主要满足来源，在图中，婴儿就是左侧的主体，母亲就是右侧的大他者，婴儿就是交集的对象a。刚开始，婴儿会觉得乳房是自己的一部分，但当婴儿发现自己与母亲分离，乳房就失落了，因为乳房带来的最初的满足来自于分离之前的状态。在断奶带来的分离中，婴儿失去的不是母亲大他者，而是爱欲对象，这个爱欲对象提供了充分的享乐。婴儿无法忍受这种失去，它会试图弥补这种损失。
（癔症和强迫症都是拒绝这种分离而产生幻想）
强迫症的幻想中，他会客服或者弥补分离，因为主体在与乳房的关系中构成自己，乳房成为了他的欲望因。但是，强迫症会拒绝承认乳房来自母亲大他者，或者与成为另一个强迫症的性伴侣的女性有关系。
如图所示，强迫症拒绝承认大他者的存在，更不用说大他者的欲望，$划杠S<>a$这个公式就说明了强迫症寻求中和或者消灭大他者。
癔症则在分离中，将母亲大他者的loss作为自己的loss，她认为她的母亲大他者没有自己就不完整，因此将自己作为客体来弥补这种不完整。如果这种关系没有得到父之名的三角化，就会导致精神病；但是当被三角化了，癔症就会将自己建构为使得大他者欲望的对象，因为当大他者欲望了，癔症的位置才能得到保障：她作为客体在大他者内部证明。
癔症的图示：
试图洞察大他者的欲望，并成为特点的对象，当这个对象缺失时，就会让大他者产生欲望，她在图示中是作为对象a的。
强迫症试图克服或者扭转主体受到分离的影响，而癔症试图客服或逆转分离对大他者的影响。
与强迫症的基本幻想公式不同，癔症的基本幻想公式应该写成：$a<>斜杠A$。即在癔症基本幻想结构中，与其幻想关联的对象是作为缺失的大他者。因此，癔症的伴侣不是与其一样的想象中的他人，也不是她的欲望因，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大他者或者主人：一个充满知识/权力的人，无论男女。
存在于思想（强迫症） VS 成为原因（癔症）
神经症的根本问题是存在问题：我是谁？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要生我？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神经症在基本幻想中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癔症和强迫症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癔症面对的问题是“我是男性还是女性？”，强迫症面对的问题则是“我是死了还是活着？”。强迫症只有在有意识思考时才会确信自己存在，若他沉溺于幻想、沉思，或者停止思考（比如性高潮时候），他就会失去存在的信念。强迫症强有力地确保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试图获得对自我的控制。
这种控制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强迫症会忽略掉无意识成分，比如口误：强迫症会认为口误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思想，他最多只是勉强接受别人在帮助到意识到思想。
强迫症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即$S$，没有被阉割为$斜杠S$的$S$。强迫症不会认为自己是依赖于大他者的人，并且试图保持一种幻想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强迫症与不依靠任何人的欲望因保持联系（即a不和A有关系），因此强迫症偏爱自慰。强迫症认为自己是完整的，在这个维度上，强迫症的幻想关系可以写成$S<>a$，即一个未被阉割的S与a保持既合又离的关系。因此，当强迫症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他更倾向于将他人定义为对象a的容器或者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伴侣都是可替换的。他被迫消灭任何实际的伴侣，确保他们不会成为性冲动的原因。而真正的伴侣则被他幻想为圣母的形象，这个与弗洛伊德称的爱的领域的贬低相关，即强迫症创造了两类女性：可以做爱的妓女（对象a的承载者）以及可以爱的圣母。
相反，癔症强调伴侣或者大他者，癔症将自己成为大他者的欲望来掌控他。在癔症幻想中，大他者只有将癔症视为欲望的对象时，在癔症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方式下大他者才能随意表达欲望。癔症会将大他者的欲望保持在无法被满足的状态，将癔症持续地视为对象。大他者是癔症的提线木偶，癔症是由一个未被满足的欲望定义的。
不满足的欲望（癔症） VS 不可能的欲望（强迫症）
强迫症会追求一个不可能的欲望。Colette Soler的例子：一个强迫症遇到一个女人，他勾引女人并和她做爱，但是他喜欢边和女人做爱边和另一个女人打电话，通过这种打电话的方式，强迫症将和他做爱的伴侣消解了，并因为在打电话，强迫症在性高潮时也不会失去意识。
强迫症幻想否定大他者（比如这里在做爱时将女人定义为绝对他者），这样，当他和女人做爱又与别人关联时，他就可以否定和他做爱的伴侣的重要性。强迫症里，欲望是不可能的，因为强迫症越接近他的欲望，大他者越可能代替他、将他作为主体掩盖掉。为了避免大他者存在，强迫症极端的一个行为就是爱上一个完全无法接近的人（比如性冷淡），或者潜在地将情人标准设置的非常严格。
癔症则将自己放在了无能的大他者（划杠A）欲望对象的位置。同时，癔症也认同她幻想的担任大他者角色的伴侣，她的欲望就是她就是大他者一样，也就是她的男性伴侣。
在弗洛伊德的屠夫的妻子个例中，妻子发现自己的丈夫迷恋一个很瘦的女人，这与她之前认为的她丈夫只喜欢和她一样丰满的女人的想法相悖，于是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将自己放在了她丈夫所欲望的瘦女人的位置上。同时，通过对其丈夫的认同（同一化），妻子渴望自己的女性朋友，因为男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妻子的欲望变得和她丈夫一样。
在癔症中常见的军事同盟式的同性恋关系就是如此，即一个女人是另一个女人渴望的女人：
癔症的欲望依赖于大他者的欲望，通过经过男人的欲望路线，她像男人一样欲望女人。
癔症塑造了男人，同时也扮演了男人的角色——癔症让男人成为其所是的人，揭示了大他者的欠缺，但同时也占据了大他者的位置。这里就很明显引出了癔症的谜题：“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即成为了欲望因，又认同了欲望主体的大他者，癔症的性别究竟如何确定？
屠夫妻子个案中，妻子试图保持自己的欲望不满足，比如她喜欢鱼子酱但是她让丈夫不给她买，癔症可以在自我剥夺中得到快乐，这也是癔症导出厌食症的一种可能。同时她还要挑逗大他者的欲望，来保持自己的欲望，比如她会和丈夫说，她想每天都是吃鱼子酱三明治，然后紧接着说她不想让大他者在她身上花这么多钱，来限制欲望的满足。
癔症还会在伴侣最满足的时候，激发伴侣对其他东西甚至人的欲望，就比如屠夫妻子认为的瘦的女人。癔症似乎故意（尽管通常不是有意识地故意）寻找另一个女人，她可以与她一起将她的伴侣卷入或诱入欲望的三角循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