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
精神分析技术的基础
Ivoripuion倾听与听见
我们通常的倾听方式忽视或者拒绝了他人的相异性，换言之，我们的倾听有立场/预设/偏见/习惯性地用之前的经验去理解。分析家也不能屈从于共情，因为这些共情反而往往适得其反。
表达共情地技巧：分析者给了一个艰难处境，分析家可以要么给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神情，要么回复一个温暖的“嗯”。
分析家能“真实”了解分析者的诉说的前提，往往是分析家不再将分析者的境遇与自己的对比。
上述的这些倾听都是在想象界上的倾听——试图去听出其中的“意思”，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与分析家“ego”无关的都会被忽略掉——含糊不清、结巴、咕哝、引起误解的言说、首音互换、停顿、口误、模棱两可的措辞、词语误用、双关语等等都被忽略了。
分析家在想象的模式中运作得越多，她能听到的就越少。
推迟理解
分析家必须对分析者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兴趣，用对分析者来说未知的方式去关注/理解分析者的言说。
分析家也不能明显表现出对分析者言说的怀疑，否则会导致分析者的逃走——去找一个他那边的人，而是要逐渐的进入一种抛出对分析者言说的怀疑的状态。
倾听需要暗示我们正在专心听，而不需要暗示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所听的——这往往需要使用不同长度、语气和强度的各种“嗯”和“哈”来表达倾听。
当分析者给出空闲的时间让分析家说话时候，分析家必须鼓励分析者继续进行言说，这种鼓励、驱使分析者进行言说应该是非常主动的。
“自由悬浮注意”
“自由悬浮注意”是说分析家专注于分析者一段陈述和另一端陈述的内容而非含义，试图在其中发现什么是新的和不同的（其实就是专注于象征和实在的维度，而非想象界）。
这是一种至少抓住某个层面上的意义的专注，并且听到所有的话及其被讲出来的方式，包括速度、音量、语气、感情、停顿、犹豫等。
也就是说，分析家应该专注于分析者用于表达自己意义的方式而非意义本身，
自由悬浮注意是一种旨在教我们不带理解的去倾听的实践。
故事说不通（或者太说得通了）
分析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让分析者不认同的观点也被说出。
有时候，分析者自己的故事和情绪是相悖的/和故事的背景是相悖的/很多的内容被省略了，比如既然分析者会说出这么让他泰然自若的话，为什么他会说呢？
这些留白/相悖的话就是和压抑相关的，
分析的怀疑逻辑
分析者的每句话在分析中都是可疑的，因为这些话都带着一定的目的：或是让分析家产生情绪，或是支持/摧毁某个意向。
分析者言说的运作依据大量旨在压制无意识的机制，但是这些机制总会失败，压抑物总会回归，比如经常是因为最先进入脑海的隐
喻中的词语之一对那个人来说是令他烦扰的。
分析家还需要关注分析者突然的反语，比如避重就轻、突然的转折等。类似的，很多其他的修辞手法，比如赘语，题外话，拐弯抹角，撤回等都是一种压抑的表现形式。
只听到我们想听的
知觉和语言的关系也在分析中很关键，精神病会出现“门控”失效的问题，即无法过滤掉无关的刺激——精神病患者有很多“感觉超载”的例子。
而门控失效和语言失能也会有辩证关系：可能不是门控困难导致语言习得的问题，而是语言习得的问题导致了门控困难。
一个临床工作者最基础的能力是可以听到口误和结巴。
培训的陷阱
培训的陷阱实则就是大学话语的陷阱
提问
分析家的提问也是至关重要的，往往地，分析家提问会比她需要提的要多的多，而事实上，分析家说的越少，他提的问题可能就越清晰。
举个例子：
- 分析者：我上小学里那会儿困难重重，因为我们老是搬家。
- 分析家：搬家？
分析家要让分析者细致讨论特殊事件，以及梦、白日梦、幻想这类无意识产物。分析家一方面不能强迫分析者暴露他们没有准备好暴露的事件，但也要鼓励分析者去讨论痛苦/艰难的话题。
分析家也需要保证分析者能去讨论这些艰难/痛苦的事情：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如果不鼓励分析者去说，可能会导致分析者再也不去说地恶劣后果。
分析家在提问时，要尽量直接重复分析者原本的词句，否则会出现上述类似的情况：分析家似乎不赞同分析者的语言。
分析者的笑声往往也很关键，需要注意笑声背后的事件/情绪。
此外，当分析者使用的语言并非母语时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此时分析家要鼓励分析者用母语去说一些梦这类场景下关键的词句/短语。
上帝在细节中
一些分析家忽视的关于分析者的细节（诸如事件发生时的家人名字、自己的年龄等）反而是很重要的事情，和创伤有着紧密的联系。
得到我们想要的
由于我们构造问题的方式部分地决定了我们得到的回应，因此我们尽可能地需要提出开放性的问题，避免某些情绪/事件的关键词出现让分析者不得不选择。
问题越开放，答案就越意外，越出乎意料， 并且通常越有成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分析者只有自己自发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开始怀疑自己的经验时，她才开始进入分析——这样的关于自己的问题才是分析进行的动力。
我们日常的生活是“不想知道的”，而分析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找到一种方式，在他的分析者身上激发出这样一种“想要知道”的投入。往往的，分析家会用自己“想知道”的欲望去激发分析者：
是他坚持提问，才使得他成为分析者的怀疑之因，成为分析者想知道为什么的欲望之因。（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
标点
说话者自己的停顿、略过某些词、强调某些词、含糊带过某些词，都可以看作是标点，分析家可以强调重复分析者模糊的词语、让分析者讲得慢一点、解释的全面一点，让分析者原先的标点发生转变。
分析家的部分任务是去提供一个略微不同的标点，引出分析者的言语“文本”中之前并未显现过的意义，让分析者在那里发生变化。
对准压抑
分析家的标点需要对准压抑：重申，用强调的语气重复，或者在句子后面着重地“嗯”。一些常见的例子：
- 分析者经常要说某些词，然后又中途停了下来，接着又用了一个新词，有时这得考虑另一种解读。
- 词经常从一个错误的位置开始。
- 话经常在讲出后，声音却逐渐减弱。
- 在句子的中间停了下来，然后开启了关于一个不同主题的新句子（例如，“我真地想……不管怎么说，关键是……”）。
- 在句子中间停了下来，并且重构了句子。
这里的标点可以是转换标点，也可以是逗号<->句号这种句段轴的更改。
分析家要非常注意言语中回避掉的内容，并确保丢失的部分尽可能被还原。
还有一些场景会比较需要注意：
- 陈述前面的否定声明。
- 一个想法最初看起来是对当前话题的一种分心或绕行，但经过探索后，经常被发现是十分贴切的。
- 为了淡化某些事件的重要性而随意作出的评论。
- 分析者对梦中的一个事件或人物在随后的会谈中需要重新聊起来。
持续强调故事（叙述一个特殊事件、一个家庭动态、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个自日梦）中被省略了的部分，才使得分析家能够继续对准压抑。
无端的否认和过分强调的断言
分析家也应该标点无端的否认，比如：“我不认为这个和xxx有什么关系”（暗示了“有”）、““不是我说你，但是……”（暗示了分析者的某种批评）
类似的还有“过分强调的断言”，比如“我绝对以及肯定记得，而且是明白无误地记得……”（暗示了并没有这么深切地记得）。
脱离语境
标点某人话语的明显方式是逐字重复给他听，比如强调一些修辞手法相关的形容词等。
一些惯用表达具备着歧义性，这种歧义性往往在分析者的语境中才是歧义的，分析家需要着重强调这些歧义性的词、短语。
欢迎“不连贯性”
在分析之初，有些无意识的表现不足以标记，此时分析家需要标记、重复、强调任何暗示了分析者跟分析家讲话时正在极力讲清楚的东西。当分析者开始脱离其预期的连贯性、固定的话题时，分析家要鼓励这种偏移的行为，并且暗示分析家不要求分析者讲得连贯。因为，在刚开始，往往是分析者的自我在迫使分析者讲得连贯。
此时，分析家在努力强调分析者不只有单一心灵的状态：还有一个象征维度。
分析家作为艺术家
艺术家和他人看一个东西总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视差），分析家也是类似的，分析家使某些就在那里等待被听到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没有分析家的帮助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切分（弹性时间会谈）
切分的一种场景就是会谈的突然中止，这也是拉康派最被诟病的可变时长会谈。
切分只不过是一种增强版的标点，因此切分的节点和之前所说的标点的节点非常相似。
切分和“治疗框架”
切分（包括突然的中断会谈）适用于神经质，因为和神经症的工作就在于解构意义，切分就是解构的最好方式。和精神病的工作主要在于重建意义。
切分作为这你阉割
一种认为分析家反转移导致切分对分析有负面影响的想法是不合理的，毕竟一个不专业的分析家，在其余的技术（标点、解释）上也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分析家也不必对分析者无动于衷，毕竟在分析的某个阶段，分析家对分析者的感受和欲望将会被一种恰当的精神分析欲望所取代，即想
让分析工作有所进展，以及让分析者讲话、联想和解释的“分析家的欲望”。
分析家必须处在持续的自我分析中，经常回顾案例，研究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以及持续多年的督导。
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时间
固定时长会谈中，分析者变成了分析家的“客户”——以消费者的姿态前来的，这会导致，分析家很难去挫败分析者，也就是不满足分析者的某些欲望，而通常的，挫败分析者的欲望，引导其从未要过的东西，继而引导他或她去发现自己的欲望在分析中是至关重要的。
（但其实，你说时长和会谈不能强绑定，反而陷入另一种模式的“资本主义”了）
巴黎人的误用
弹性时长会谈带来的也是弹性收费。
一部分善于切分的分析家也做错了，他们为了提高会谈的效率导致所有的会谈都变成短会谈，导致分析者的一些话语难以表达出来。
而在作者看来，长会谈往往并不是有效的，真正有奇效的是短会谈。
会谈的内在逻辑
会谈内部存在一个逻辑，比如会谈刚开始分析者自己说的话只是为了在后期重复另一个人的某个特性。
会谈有时候会推翻前面的话、或者以前面得出的结论结束等，但是总归是有联系的。
早期会谈的内在逻辑
早期会谈往往会和分析者的被外在所定义的生活轨迹相关，而她在会谈中的那些涉及她生活重要转折的事件她是浑然未知的。
而早期会谈的事件往往会和后期的一系列问题关联，而这些早期事件在分析者自己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之前从未受到足够重视。在分析者将早期以及现在生活中的各类事件链接起来之前，那些未被重视的、“被遗忘的”记忆就是$S_2$，被分析$S_1$干预后回溯性建构起了意义。
早期会谈最重要的目标是激起分析者的兴趣，推动分析分析者的(无意识领域)开始工作（此时分析家的作用是引导而非主导），尽管早期会谈可能会触发分析者的某些症状的恶化，但是分析家应该有信息和分析者共同去处理症状的恶化。
后期会谈的内在逻辑
处于弹性时间会谈中的分析者不清楚什么时候会谈会结束，所以他们往往会一开始就提出重要的东西（当然因为压抑的作用，这些重要的事情往往不会真的“重要”）。
切分和排程
作者在自己的会谈中，开始往往会给分析者预留一个半小时的会谈时间。
那种给分析者留一个相对平均的、合理的时间范围反而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会让分析者自己去把握、控制分析的时间。
解释
分析情景中的解释不是以准确性为目标，而意在产生某种影响。
那些认为分析中的解释以准确性为保证的想法的预设：这里的准确性是对分析者来说是被认可的（不管是分析的前后期的认可）。
但是“确保准确”的解释在一开始就已经远离真理了。
真理总在他处
分析中的真理往往是暂时的，分析者往往会觉得在讲述的那一刻，真理在那里，但是当他说出来这个真理，对他而言，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没那么重要了。并且，分析者往往会在事后感受到他说的话的分量。
分析家的解释的工作就在于激励分析者去对实在进行象征话，瞬间地触及真理。
分析者甚至不必意识到曾是无意识的东西是什么，症状也会消失，只要无意识被分析家、分析者，或两人一起编织的话语语言化就可以了。
神经质很难通过“观察自我”进行改变：“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但是我还是很难改变自己。”因为观察自我的过程中，实在、冲动，或者激发行为的压抑并未被触及。
影响 vs. 意义
意义优先的解释往往会堵住分析者的嘴巴，让言说中断。对分析者来说，解释越是听起来有说服力，就越有可能涉及的是他事实上已经发现或思考过了的东西。
和神经质分析者的工作就是为了去挫败他们围绕着可解释的内容不断再度思考的固化。
神经质前来分析的时候，往往都带着某种预先形成的理解，这种理解支撑了他与自我有关的某种意象，分析家要做的是强调那种意象的片面性。
提供一种易于理解的“解释”绝非解释而是暗示，精神分析的解释的重点在于推动分析者去思考。
意义与暗示的破坏力
提供了单一且易于理解的意义的解释应该被视为暗示，这会导致信任分析家的分析者强化对分析家的依赖——“jouis-sens”的来源之一正是如此。
精神分析的目标与暗示恰恰相反：沉默的分析家引导分析者自己得到答案，不再依赖分析家（甚至于说有时候会和分析家争锋相对），解释通常应该是多义，并且让分析者自己去想哪个时分析家自己想表达的。
分析家竭力让分析者自己得到意义，并且让分析者意识到：他一直在讲的东西根本说不通。
当然，有时候当分析家遇到某种转移而让分析停滞不前时，分析家需要大胆的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新材料：推进分析
分析中的解释要引出新的材料。
分析者反对分析家的激烈的状况有时候对分析者而言是更有价值的。否认越是坚定或强烈，解释越有可能触及了要害。
解释的一种影响：引出的新的材料，也就是让分析者说更多的。
神谕既不泄露，也不隐藏：它只是制造一个符号。
解释的模棱两可、多义性是让分析进行的主要推动力。
解释并不提供一种元语言
现如今，精神分析的一些话语已经不再那么有效了——分析者们或多或少都对精神分析有所了解——在这种语境下，很多的传统精神分析（诸如俄狄浦斯、超我理论等）解释变成了一种元语言。
分析的过程一定要面对一个事实：并不存在这样的终极解释或答案。
解释要激起分析者生活方式的改变：视差之变。
歧义性的解释的例子
在很多情况中，可以简单地引用分析者自己说过的某些模棱两可的话来构造解释，因为分析者经常听不出自己说过的话里面的歧义。分析家要让分析者发现，自己往往会说出很多的歧义。
三种歧义：
- 同音异义
- 语法
- 逻辑
分析家要笃定地抛出询问式的、歧义的解释，不要去说出“不要对我正在讲的话太认真，这只是个推测。”类似的包含了不诚实的话。
简洁是智慧之魂
卓有成效的解释不一定是长而复杂的，这样的解释往往会让分析者分心，分析者的回应也会变得杂乱无章。
很多的分析家的解释都包含了“ego”的体验，因为他们从探索无意识转向了在他们自己和分析者之间发展一种养育关系。
有时候，自由悬浮注意式（能指层面）的幽默也是和分析
者建立关系的一种有用的方式。无意识追求无谓的快乐。
在和神经症工作时，一定要鼓励他们冲动的言语表达（比如一些攻击性的幻想），而和精神病工作时是恰恰相反的。
对梦、自日梦和幻想进行工作
梦和幻想是对分析者遗漏记忆的增补，它们往往会和场景的元素有关：字、地方、颜色、声音、气味，等等——也就是压抑物的回归。
分析者的对梦的阐述就像“逆转裁判”里的证人证词，分析家需要对其梦中的口头报告中的几乎每一个词和短语的联想进行提问。
同时梦重要性无关长短，重要的是分析家能借此引起分析者的言说，也就是分析者自己主要去分析自己的梦。
分析者可以无限地对梦进行解释，直到这个梦不再引起好奇心。
在梦中寻找愿望
梦有时候表达的欲望也许与分析者自己的表达的愿望大相径庭，但是这种分析家反而愈发需要去诱导分析者进行阐述，因为分析者越抗拒的一些想法往往越离压抑更近。
有时候梦是分开的，但是分析家可以促进分开的梦存在联系，比如“如果。。。那么。。。”、“因为。。。所以。。。”。
梦也许并不会藏着愿望，但是分析家需要留意分析者梦中潜藏的愿望。
反直觉的愿望
梦中也许分析者会渴望被惩罚，这种惩罚实际上是一种代偿，即分析者的愿望是做那个会被惩罚的事情，往往的，惩罚的施行方会是一个大他者一样的角色。
有意识的愿望对比无意识的愿望
有意识的愿望往往会通过所指的一些隐喻来表达，而无意识的愿望，往往只能通过重复、口误、谐音等方式来发现。
白日梦和幻想
白日梦：快速闪过脑海的，让人觉得是不快或者十分残忍的念头，但其实这些和意义南辕北辙的想法往往才是被压抑之物。
在很多情况中，分析家必须在少数几次会谈中询问，分析者是否记得自慰幻想。。。。只问一次通常是不够的，甚至是在分析者真的提到了这种幻想的时候，她也可能是用模糊的词语来描述。。。分析家一定不要抵抗用来克服分析者对谈论这样的事情的阻抗的努力，因为要不然的话，他就放任了自己让治疗回避敏感话题的阻抗。
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
即我们吸收其他人的欲望，把它们当成我们自己的（这个类似于镜子阶段的结果）。
这里对“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的解释：我们要他者想要的东西。
往往的，人会把自己的欲望与大他者的欲望相关联，但也会在“暗中捣鬼”。
焦虑的梦和噩梦
弗洛伊德认为噩梦：
- 早期：审查机制未能伪装不被前意识接受的愿望。
- 后来：在早期概念的基础上，审查机制引入了焦虑，让让梦者倾向于只注意到上演在梦中的愿望产生的焦虑，而不会注意到可以在其中找到的满足。
焦虑可以在噩梦中掩盖了某种热切的冲动，也可以用来掩盖某个愿望。
面对噩梦，分析家可以鼓励分析者尽情讲出围绕创伤的所有材料：与人的关系、那时的生活、事件的后果。
拉康对噩梦的理解：
无论如何，它是一种经验的事实，即当我的梦开始顺应我的要求（不是顺应现实，正如人们错误地认为梦能保护我们的睡眠）时一一或者顺应了在这里证明是和他者的要求等同的东西时——我醒了。
换言之，噩梦阻止了我的要求的满足，于是噩梦是癔症式的：我们总会要求大他者给我们不要的东西，噩梦就可以阻止这种欲望的满足。
基本幻想
基本幻想：它定义了主体和大他者最基本的关系，或与大他者有关的最基本的立场，种种场景、白日梦和自慰幻想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单一”的基本幻想
在分析的开始，基本幻想对分析者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们难以忍受基本幻想的满足和会带来的结果。分析家应该去引导分析者重构/穿越基本幻想。
当分析者能说出一个基本幻想的大多数元素，改变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相对于描述将其控制的东西，分析者更有能力去描述某些不再紧抓着她不放的东西。
处理转移和反转移
识别转移
转移：分析中，分析者用分析家这个人来替代一些早期的人，全部一系列的心理经验被唤醒，不是作为过去的附属物，而是适应于当前这个分析家。
一些转移的形式：
- 感知层面：在触觉、视觉、听觉、嗅觉等维度分析家让分析者想到了双亲之一或者某个重要的人。
- 分析家相关的某些“编码”特征：比如环境、分析家的助理等，让分析者想起来那个重要之人的语言、年龄、穿衣风格等这些。这些编码让分析者想起来另一个符号系统。
- 分析家这边的某些情感表达，也许会让分析者想到双亲之一：比如治疗过程中的声音、分析家的面部充血、一些行为动作等。所有分析家的一些情绪表达，都可能会让分析者去想起双亲或者重要的人。
转移是患者可能对治疗师有的任何情感的理解是错误的，这忽略了转移本身的复杂性。
转移的构造
转移时非常复杂的，可能会表现为很多的事情，如：分析者对分析家的敌意、分析过程中分析者的沉默、分析者的迟到/爽约/缺乏联想等。
拉尔夫·格林森相对较好的定义：
对当前这个人的情感、冲动、态度、幻想和防御的体验，但这并不适用于那个人，而是起源于和童年早期的重要人物有关的反应的一种重复，被无意识地置换到了当前人物身上。
拉康的一种诗性的定义：
错误在欺骗中逃之夭夭，却被误解捕获。
于是拉康会觉得：“除了分析家自己的阻抗以外，没有其他的阻抗了”，因为所谓的分析者的阻抗，都是或多或少一种转移的结果。
转移无处不在
转移之爱：突如其来的强烈爱意。
尽管生活中转移无处不在，但是在精神分析情境中遇到的一切，并非都是转移。
并非一切都是转移
有时候分析家的反转移也会导致分析者的一些反应，在很多情况中，不是转移，而是反转移起到了主导作用。
反转移：辩证过程中的特定时刻，分析家的偏见、激情和困难，甚或他的不充分信息的全部总和。
如何处理转移
正向转移
分析者在某些时刻对分析家的莫名的迷恋并不会让分析者自己觉得这是一种转移，分析者往往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如果这种迷恋之转移并会干扰分析，那么就不需要干预这种转移来缓和分析者进行分析的热情。
弗洛伊德对转移的态度：
只要患者的沟通和想法不受阻碍，转移的主题就应该原封不动。我们必须得等待，直到转移变成了一种阻抗一一对转移的处理，是整个过程中最微妙的一部分。
但其实，分析家作为转移的对象，其做出的解释只会带来新的转移——对转移的解释是一种恶性循环！
为了避免解释的进一步发展，分析家需要作出的解释需要是简短的、没有“我认为”的、并且本质上是由分析者自己的言辞组成的，这样分析者就难以知道解释来自于谁，避免解释被当成“来自转移的大他者”，且解释也更难被拒绝。
过度正向的转移
当分析者的转移成为一种阻抗，比如分析者来分析仅仅沉迷于转移导致的对分析家的迷恋，分析家应当采取严格的最少的必要措施让分析者回到工作中来：
- 分析家避免指责分析者爱上他。
- 当分析者不想说话、发呆时，分析家少给一些注意力，然后询问关于白日梦、幻想的一些东西。
- 有必要时，分析家也可以简单点一下一些转移的相似性，比如场景的相似性等。
转移也会是阻挡创伤性内核的手段之一。
阻抗是言说施加在接近这种（病原） 内核过程中
的转调（或迂回话语） 。
不那么正向的转移
分析家必须知道：分析者对分析家的大部分的反应，都是转移。
在分析中，分析家的主体性隐没了，它化身为了对象a。
分析家不要将自己当作是被分析中批判/评价的对象，否则分析家会不断和分析者针锋相对并且反驳。但是分析家不能让分析者将转移停止，否则会让分析停滞不前。
分析家需要让分析者去回忆这种投射的相关场景/情绪。
她不能拒绝分析者的投射，而且也不能以牙还牙。
分析家要继续让分析者去说话，说出他原先打断的内容/停止的内容，才能正确地使用转移。
行动搬演
弗洛伊德的行动搬演：分析者在咨询室外，以一种替换的方式，表达自己未能在咨询室里表达的某些东西的行为。
患者不记得他忘掉了的和压抑了的事，而用行动搬演出来。他不借由回忆重温，而用行动再现。他重复着，而且当然也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重复。
比如分析者的迟到、缺席等，都往往是行动搬演，有时候一些分析家也会将分析过程分析者的沉默这样的行为称作“治疗内的行动搬演”。
分析家可以鼓励分析者说话，即便是骂人，也不是鼓励摔东西或者揍人，但是分析家也应该注重于分析者的行动搬演，毕竟行动也是信息的重要来源。
完全负向的转移
如果分析者并非是精神病，在分析刚开始的反转移是正向的，但是逐渐让分析者的分析阻滞，那么有可能分析者将分析家与某个怨恨的照料者关联，分析家应该将分析者转介（最好是不同性别的）。
处理转移／反转移的僵局
当分析家和分析者陷入了想象的关系——存在了反转移，此时的解决方法：
- 引入鲜活的气息：此时可以引入分析家的督导师，因为对督导师而言，分析者仅仅是语言，不会存在想象维度的东西。
分析家不能成为分析者倾诉的对象，或者一直提供答案，这回陷入想象的维度。
可以帮到分析家督导自己的一个措施：
- 对分析的记录的回看，往往发现“抛在的文字处理文件”后的那些边边角角正是新的东西。
分析家自己的这种回溯的构想的内容：
- 她能够拼凑起来的分析者童年早期和后期历史的尽可能多的资料，并且按时序排列出来。
- 分析者提出的他自以为的当前问题，以及在分析工作中，似乎是实际上促使分析者进入治疗的问题。
- 至今为止已完成的工作的主要节点：
- 已经做出的分析者的历史和关系之间的重要连接；
- 已经得出的观点中的任何逆转（比如对父亲的讨厌->对父亲的绝对服从）；
- 至今为止己讨论过的所有短暂的以及更持久的症状，及其可能的含义，以及对何种被压抑的材料导致了它们的形成的假设。
- 分析者描述的（所有类型的）幻想，以及它们的汇聚点。
- 诊断。
投射性认同
相比于反转移，一些分析家认为在分析中对分析者的负面情绪就是一种换位思考导致的“投射性认同”。这种认同可以将分析家的一些糟粕性的想象性关系崇高化某种“同理心”。
投性认同概念的历史发展
瑞克就认为分析家和分析者的“一致性认同”是分析的基础，但不过是投射性认同的幻象。
瑞克、比昂以及紧随他们之后的很多分析家，把“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扩展到了所有年龄和全部诊断中。
对投射性认同的一个批评
分析家在使用言语这一中介时，总是会试图对其进行解读，因此不可避免的会陷入想象界的影响。而“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假定了分析家可以通过无中介的方式和分析者身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短路，这就完全忽视了象征界/语言本身的作用了。
这种短路的概念会导致分析者不敢讲出自己的感受和理解，甚至不愿意进行探索。
不存在无意识的情感，只有无意识的想法。
这段的论述主要就是多角度地说明了投射性认同的错误，主要的批判：
- 没有概念化分裂的情绪；
- 分析者分裂的情绪的去处；
- 分析家如何能感受到分裂的情绪；
经验法则
分析家永远不要假设自己在感受分析者正在感受的、应该在感受的、不想感受的，或者使她感受到的。
如果想把某些东西当作一个解释的话，它就必须得是可以唤起回忆的且是多价的。
一则警世故事
在一个分析中，分析家以投射性认同为接口来解释自己对分析的不负责（在分析中途睡觉）——这根本是分析家的反转移。
给予想象界特权
析家企图用想象层面上的反应（比如，感受到厌烦、生气、无聊、困乏、被拒绝、被抛弃、害怕，等等）来应对分析者的投射，这使得大部分的分析工作在想象界维度和反转移中。
转移和反转移出现在象征化的所有重要过程失败的时刻，而不是出现在对分析富有成效的东西正在出现的时刻。
那些强调转移和反转移的着重于想象界的分析家们，其实正是让分析者依赖分析家，将分析家放在了一个权威父亲的位置：
（分析家的人格）卷入得越多， 他的行动就越不可靠。
“电话分析”（精神分析设置的变动）
因为美国国情的原因，通过电话分析成为了作者会使用到的一种方法。
对作者来说，电话会谈可以有效地扑充当面（in person）会谈。
想象的现象
在电话会谈中，由于分析者看不到分析家，分析者反而能更好地向分析家投射各种东西，几乎所有的转移都可以出现，除了部分需要视觉参与的转移。
而对分析家来说，电话会谈也可以减少视觉造成的反转移。
分析者也因为电话会谈少有的视觉影响，而立刻把分析家认作某个其他人的倾向。
“在治疗关系中，积极处理患者观察分析家个人功能的请求”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因此要从患者身上学习，而不是通过系统的自我揭露来实现。
分析家的在场
传统的分析家都认为分析家必须在场，因此电话分析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在分析中，视觉、触觉和嗅觉都是并非很关键的，比如有时候关联于气味的转移并不会因为不存在嗅觉就消失。
而听觉是最关键的，分析家需要听到分析者的：每一个口误、含糊、结巴、犹豫、叹息以及哈欠——分析便得以进行。
身体语言
身体语言也往往需要分析者自己的阐述，也就是说人类的身体姿势和动作是无法像动物那样被阅读的。
有些分析家会认为身体不会说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电话分析特有的挑战
由于电话会谈相当于快速进入“躺椅”阶段，分析家获得的一些线索会变少（比如通过面容可以发现的情绪变化等），因此需要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找寻他能够获得的一些并不多的线索，比如：呼吸的变化、突然的笑声等。
此外，由于电话分析过于简单，分析者往往会将其当成一个“释放压力”的途径，而不是一个困难的联想工作。
分析家不需要担心因为电话阻抗和转移无法表达，因为这些都会展露出来。
因为电话会谈无法和分析者有一个正式的再见，突然的切断可能会对分析者来说是一种惩罚，分析家需要（通过加上比如“再会”或“再见”）避免这种突然的切分。
当然了，现代社会还有视频会谈。
共同实践
象征的维度是唯一一个可以用来治疗的维度。
这节主要说明电话会谈的好处。
并非旨在使人正常化的分析
一些分析家试图用某些症状是普遍的来缓和分析者的焦虑，让分析者觉得自己是“正常”的，然而这种缓和式的干预会让分析者停止探索自己焦虑的点。
面对分析者的一些焦虑/担忧，分析家需要做的往往只需要让分析者自己进行分析，比如询问“它们不是吗？”，分析家自己不需要做出是否“正常”的判断。
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普世理论？
关于自我（ego）在不同理论中的概念：
- 弗洛伊德：自我在出生时不存在，而是随着时间的进程，通过一系列的对于父母双亲的认同而逐渐被发展起来的，它是被放弃的对象技注的沉积物。
- 克莱因：自我在出生时就存在，并且被“迫害性焦虑”折磨，然后在6个月左右稳固下来。
- 拉康：自我是在6到18个月所经历的镜子阶段时期开始形成的。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当中，并不存在被广泛接受的、稳固建立的关于正常人类发展的模型。
对谁来说正常？
从男女区分，比如：女性通常需要感觉到伴侣定期表达对她们的欲望，然而男人们却对伴侣所表达的对他们的欲望感到害怕或不知所措等，可以看出来，男人女人的欲望逻辑是不一样的。
当代很多的分析家的一个目的就是：去除分析者的相异性。也就是将分析者变得对分析家来说是“正常”的。实际上，通常意义上的“正常”概念对分析是非常有害的。
“不恰当的情感”
“正常化”的概念在咨询中无处不见，比如“恰当”和“不恰当”。
一些分析家嘴里的“不恰当”往往反而是转移的重要情形，比如分析者故意撞翻了分析家的台灯，实则是在表达着什么。
有些分析家还会把帮助患者在商品社会当中（在我们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形式中）拥有更好的表现作为了目标，此时“分析者”就变成了客户。
“高功能”和“低功能”
高功能的”和“低功能的”包含着实践者对于患者在社会中的生活能力所做的评价，这种评价预设了分析者应该能够在社会当
中顺利地生活，无论这个社会是赞成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还是集权制度，无论它是一个福利国家还是一个警察国家。
“现实检验”
很多分析家往往会认为自己比分析者更清楚地看到了现实，而不是以不同的视角看到了现实。
一些临床工作者会认为自己的“现实检验”仅仅指是分析者对周围人的情绪之类的误读，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现实不过是象征界（甚至可能是想象界）。
弗洛伊德的现实检验并非是说我们真的能够以某种直接的、不需要中介的方式去了解“外部世界”，而是说我们能够区分我们所体验到的是感知还是一个记忆。
记忆持续地影响和扭曲着感知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所期待的或者想要看的，以及我们为什么经常“觉察到”其他人以我们所期待的方式在行动。
我们总会通过基础幻象的中介来去认识“现实”，即便这个幻想已经被重构（穿越）了。
“失调”“功能紊乱”“压力”，及其他
这类的词语其实都是预设了一个标准、正常的状态。
这样或那样的对正常、标准、好的追求，其实都是说明了以表面价值来衡量我们周遭的世界的当代心理学的愚蠢。
治疗精神病
精神病基于一种被拉康称作“除权”（排除，foreclosure）的特殊的否定机制（与压抑相当不同），精神病没有压抑、没有无意识。精神病不仅指已经发作精神病的人，也指可能潜在发作的人（比如拥有圣状的精神病）。
精神病有偏执妄想狂、精神分裂症、钟情妄想症（色情狂）、忧郁症、躁狂症等，并且，治疗根本不应该被认为对于每种形式，或者对于相同形式的所有案例采用一样的方法进行。
这里作者给出的一些治疗方法比较适合于偏执妄想狂。
跟精神病主体工作不能做什么
精神病主体往往不会对自己的口误感兴趣，因为无意识的能指不存在，所以口误并非压抑物的返回。同样的，分析家也不需要对精神病主体的话语进行切分、标点以及对无意识的解释。
有时候，询问精神病主体的生活、家庭会是禁忌，比如询问其有问题的父亲角色，当谈及此类话题分析者可能会非常的焦虑。因为此类话题，对分析者来说就是象征界的空洞，这会导致精神病发作。
在和精神病主体的工作中，分析家的着重重复应该是分析者说的意义明确话，这种重复是让分析者澄清他还没有理解的东西，进一步解释特定的词语，或者继续她所说的话。
在和精神病工作中的解释需要是意义明确的，它应该以传达一个非常具体的意义（通常是一个平静的、非迫害性的意义，如后面所述）为目标，而不是推翻分析者先前存在的意义系统或破坏意义领域本身。
诊断精神病
一些有助于诊断精神病的可见的分析者的话语特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是话语的形式而非话语的内容。
话语的形式
当一个熟练于发现对话口误的分析家发现一个分析者在长时间（比如一个月）都没有发现口误，就应该开始怀疑没有压抑的材料导致口误。
再比如神经症往往会用否定声明来表达自己的陈述——神经症主动防御的证明，而精神病不会有这些防御。
精神病主体和神经症主体之间更关键的区别是，精神病不能在同一段话中看出几种不同的意思。对精神病来说，能指和所指是没有分割的，精神病的所说即所想。而相反的，神经症往往会觉得自己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含义。
拉康会认为精神病的说话方式：没有讽刺（好好说话／说得好）正是分析的目的之一。
转移
神经症往往会觉得关于自己的知识在大他者那边，因此在分析中，分析者会认为分析家是假设知道的主体；而精神病不会认为分析家对其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神经症会对分析家在他们言语中听到的额外的意思感兴趣，而精神病不会。
在分析家发现分析者不会自发寻找知识，这时候分析家就需要怀疑是在和一个精神病打交道。
这里要明确区分神经症和精神病对分析家的“不信任”：神经症往往可能会对分析家“否认”，即虽然嘴上说不认为分析有什么用，但实际上心理有一个大他者的知识；而精神病对知识是持排除态度的，即他们并不关系分析、分析家的知识、分析家知道或者想着什么。
如果患者能够把分析家放在知识的位置，那么，分析家就能够将其排除出精神病域。这里的判断还要把妄想症的对自己身份的镜像般小他者的冲突区分开。
精神病中的转移往往涉及的是激情（比如和小他者的侵凌关系、自恋式爱欲关系）， 而不是知识（除非知识被联系于激情），而神经症中的转移往往涉及两者。
分析家对于精神病主体来说是何种大他者
一般而言，神经症主体的大他者具有全知和公正的特征，而精神病这个位置是空缺的。
在精神病那里，他们的父母往往是一个残酷的、剥削性的大他者（比如对妄想症来说，有一个实在的大他者）。
如果分析家试图占据这个大他者的位置，对分析者来说分析家往往会和残酷的大他者关联起来，这会导致分析者的精神病发作——因为精神病会发现这个大他者的位置不存在。
分析家应该占据精神病分析者的想象性的位置，也就是分析者的手足般的相似者的位置。
对精神病，分析家要尽量保持透明一些，比如改期分析子类的情况，不然精神病可能会想象出迫害的剧情，且精神病不能坐躺椅，而是应该能看到分析家。
对于精神病分析者，分析家往往需要扮演一个不关心自己利益而是利他鼓励性的朋友。
帮助型小他者
面对精神病，分析家的位置应该是“帮助型小他者”，而不是有知识的大他者。
神经症来治疗时往往追求承认，但是分析家会承认的是她内心对别的东西的欲望。
精神病追求的是一个倾听者，这个倾听者愿意和她们见证曾经发生和仍然正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
分析家不能让自己在和精神病主体的关系中陷入转移。
治疗目标
神经症主体的自我太过僵化，因此在分析中，需要不断地重构、解构自我。
而精神病的自我是脆弱的，精神病自我的洞需要分析家来填补。
促进解释性原则的建立
神经症迷惑于自己为什么父母想要他们，这个问题解释了她存在于世界上的缘由。
但是精神病不会有这样的解释性原则，大部分的精神病主体就因此垮掉了，一部分找到了一个赋予生命意义的计划，还有一部分形成了妄想症。这些防御性症状都为精神病稳定性提供了帮助。
当妄想持续多年，会形成妄想隐喻（代替父之名下的父姓隐喻），为精神病提供了生活在此间世界的意义。
当精神病没有表现出妄想活动，分析家应力求帮助患者建构能够维持其生活的意义；而当分析者表现出妄想症状时，分析家需要去见证妄想系统的形成，并设法在其内部工作。
分析家还需要驱散分析者恶意的投射。
医生要慎重
精神病主体往往会使用一个充当解释性装置的特别术语来填补精神系统中的空洞。
“边缘（型）”
压抑是一个全或无（all or-nothing）的现象这个概念要么压抑已经发生了，要么从没有发生过。
观念和情感的转变不能等同于压抑，但是也不会出现在精神病身上。
圣状（Sinthome）
精神病那里，三界并没有如博洛米结一般共同运作，但是精神病也通过了一些方式将三界以其他方式连接在一起的。
拉康用詹姆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来举例说明精神病和自己身体的关系——以想象的维度。乔伊斯的写作以及他通过写作为自己获得的名誉，对他而言，防止了想象界完全脱离象征界和实在界，此时写作就是乔伊斯的圣状。
对分析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维持精神病的稳定，比如让他们的圣状回归。
普遍化的锚定
拉康将语言与享乐丧失的体验之间的最初且不可分割的这
种关联称为“结扣点”。在这个角度上，父姓隐喻只是众多圣状的其中之一。
精神病的享乐是遍布全身的，因此当精神病发作时，他们总会想着切割自己的器官，通过在实在界中执行象征界未执行的阉割。
分析家可以鼓励分析者已经有所倾向的艺术追求，无论是摄影、绘画、雕塑、舞蹈、音乐，还是其他艺术，以促进圣状的构建——想象性增补，也可以促进象征增补，比如写小说、诗歌等。
拉康认为，如果父性隐喻在六至八岁之前没有被确立，那么，或多或少，它就永远不会被确立，即一个已经成年并且已经成为精神病主体的人不会变成一个在元意识和意识之间分裂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