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Ivoripuion2024-09-202025-05-08

前言：观念的便秘

扬弃是对物质现实的扬弃，幸存下来的是物质的决定性基本特征，即从经验性现实走向概念性扬弃。因此扬弃是一个从内容到简单概念（可能性现实）的辨证过程，将现实性减法为可能性了。这个扬弃也就是一种能指化，通过能指化，我们获得了比周围现实世界更大的潜力，比如“椅子”这个词语，我们就已经将其把握为了某种可以使用的器具。扬弃的对象最终可以在概念发展中摆脱主体的束缚，自由地发展。

主体即实体也就是说主体是被禁止了内容的实体，也就是拉康的S到划杠S的过程。

似乎康德和黑格尔的对立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康德主张最低限度的唯物主义，黑格尔使现实溶解于概念。但其实，黑格尔认为一个物体的存在的论断本身就是抽象概念，

康德的100块钱的论断里，口袋里的100块钱依旧是概念性的，它的身份依赖于我们如何“想”它。

黑格尔的辩证法，并非是内容得到概念，而是首先获得概念，释放了内容任其所是，后面才是占有。

第一部分：症状

马克思如何发明了征兆（syptom，我感觉症状也行）？

马克思、弗洛伊德：对形式的分析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都是现象学式的，并非研究探索对象形式背后的内容，而是研究对象为何为形成这种形式，比如商品，马克思并非去分析商品的隐藏内核，而是去对商品价值、形态这样的形式做分析。（这里我发现了现象学和癔症的相似性）

因此，对弗洛伊德释梦的“泛性欲主义”的批评是错误的，比如，弗洛伊德并不是用传统的解释梦的方式去释梦，无意识!=“潜在思想”，被压抑的也往往是“正常”的东西。而看似“正常”的东西被压抑到无意识，并非它令人不快，而是它和另一个被压抑的欲望“短路”了（次级阶段和初级阶段）。

在弗洛伊德看来，要释梦需要做到：

摆脱表象：即认为梦不是一团混乱；
摆脱隐藏含义：即摆脱对形式背后内容的解释，而是专注于梦的形式本身；

这个和马克思“商品形式的秘密”分析是一致的：

打破表象：打破商品价格是纯粹偶然的表象，开始挖掘隐藏在商品形式之后的“意义”：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打破形式（价值的秘密）背后存在意义的幻想，开始提问：为什么劳动是以价值来表现的？为什么以时间的长短衡量劳动，是以商品的价值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商品形式之无意识

马克思主义魅力在于：与商品形式本身相比，商品形式内部肯定存在更多重要的东西——有可能在商品形式结构中找到超验主体。

佐恩·雷特尔：知性的范畴机器把握自然的概念网络，已经呈现了社会功效，并出现在商品交换这种行为中了。

纯粹的定量决断是现代科学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而货币展现了社会交换性运动中最纯粹（没有使用价值）、最抽象的运动。

康德的先验范畴网络面对的问题：超验之物其实就类似于无意识，是经验的不可能性。而这些在商品交换行为中的“真实抽象”在作为超验之物运作时，它其实就是如无意识一般被大他者运作的。

商品的本性是“煞有介事”的，它背后并非“真实”的使用价值，而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理所应当”的使用价值。

同样的，货币也是一种摆脱了时间的“不变实体”，形成了倒错一般的思想：“我知道货币和其他物质客体无二，但是。。。（好像它是用特殊材质做成，时间对它无能为力）”。

货币因此使用一种“崇高的材料”制成，这种材料就像萨德笔下的受难者躯体一般可以忍受一切磨难。这种不可磨灭的崇高材料总是由某个符号性权威保障的。

符号秩序是一种形式秩序，它补充/扩充：

“外在的”事实性现实；
“内在的”主体性经验；

“真实抽象”在商品交换中的作用就像大他者在意识形态中发生的作用。

参与商品交换的购物者的意识产生了分裂：

购买的人：实用唯我主义者
商品的社会有效性：但是购物者需要对它默认成立

换言之，商品的社会有效性在参与交换的人并不知道交换过程遵循的逻辑的前提下才是成立的。

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它不仅是对现实的虚假再现，还是已经被视为意识形态的事实。这个现实暗示我们，意识形态的参与者对它的本质一无所知。意识形态不是对社会的认识——“虚假认识”——而是社会现实的虚假认识的支撑本身。

于是意识形态和症状类似，主体在享受他的症状只要他对症状一无所知——人可以享受意识形态只要他对意识形态一无所知。

社会性症状

症状是属，它颠覆了自己的种——这么说，症状并无同一性而无法被指示出来。

意识形态的普遍原则（平等、自由等），都包含一个特殊的个例，这个个例打破了这些原则的一致性：

自由：工人在市场上随意出售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实则让工人失去了“自由”，让工人遭受资本奴役。
平等：商品交易似乎是平等的。但是正因为平等的等价交换出现，产生了剩余价值，形成了对平等的否定。这种否定是等价交换内部的否定，而非外部的否定。

商品因此带来了症状：它完成了对等价交换的否定。

乌托邦幻想就在于：它认可存在一个没有“症状”、没有例外的普遍性，在这个普遍性社会中，市场为导向的生产依旧是主导，但是工人是生产方式的所有者，不会被剥削。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及其社会观就在于此：理性构成的普遍性整体一定会存在一个非理性的“症状”。在社会中，这个非理性因素就是无产者。

商品恋物癖

商品恋物癖：

人与人之间的确定的社会关系，但在这些人眼中，这种关系采取的是物与物的关系这种奇异形式。

恋物癖的关键就在于这种误认，这种误认涉及两个要素：

结构化的网络
这种结构化网络的一个因素（对象a？）

这种误认就在于类似于镜子阶段的效应，因此“物”也会被误认，因为商品A只能通过商品B才能产生自己的价值。而恋物癖会认为，一个商品的表象是自在的，而非在与其他商品的关系网中得到的。

举个例子：

恋物癖式的误认：国王是国王并非是因为臣民和他的关系，而是因为他天生就自在的是国王。

两种恋物癖模式的对照：

有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就像商品。
真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以“自由”人的身份追名逐利的，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是被商品连结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是“去恋物癖化”的，但是这种去恋物癖化由物和物的关系——商品恋物癖做了补偿，这种补偿实则是一种隐藏——主奴的生产关系被隐藏，劳动产品的关系被凸显。

这个也就是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度：压迫关系的隐藏，这个真相以症状的形式返回——剩余价值带来的不平等。

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没有显现为人与人相互间的人际关系，而是在物与物即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结成的社会关系的外表下，把自己伪装起来。

极权主义的笑声

狗智式疏离、笑声、反讽也是极权主义的一部分，它们都是在加深极权主义。

真正对极权主义危险的并非是非严肃的场景下的理解，而是纯粹从能指角度理解他的意识形态。

狗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意识形态和自我一样，都是一种误认，它是两者的距离和歧义：

所谓的社会现实
所谓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

意识形态批判程序的目的：让意识形态意识认识到它在扭曲社会现实并以此消解自己（自己是常人）。意识形态扭曲造就了社会现实。

传统的意识形态认识会认为它是对现实的误认，但是在现代，狗智主义者们虽然知道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距离，但是他们依旧死抓着面具不放——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但是依旧为之。

犬儒主义：对抗、反讽意识形态，拿着官方命题下的情形对抗官方的命题。
狗智主义：虽然知道意识形态面具在隐藏一些“真相”，但是他们依旧寻找理由保留面具。

狗智智慧：把正值、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与建银行相比，抢银行算什么？”。

狗智主义者没有发现，意识形态在幻象的层面上结构着社会现实。

意识形态幻象

通常对意识形态的解读：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种人们实际在做的和认为自己所做的扭曲是人们所处的现实导致的。

但实际上，幻觉、错误、扭曲都已在社会发挥作用。比如说，人们很清楚货币没有物质性价值，仅仅发挥符号的作用，物和物关系背后是人和人的关系。但是人在行为中，货币似乎成为了物质现实，人们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成为恋物癖者。人们不知道的是：就他们的社会现实而言，在商品交换中，他们受到恋物癖幻觉的影响。

这里的分裂实际就是知行的分裂，类似于当面对意识形态质询时，主体的回应是什么。幻觉发生在做的那一方面——嘴上这么说，身体很诚实。

普遍性不过是具体东西的属性，但是当我们成为了商品恋物癖，具体东西反而会成为普遍性的表现形式。（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和现实）

因而幻觉在人的行为这一方面，人们所误认的是幻觉（当人们觉得自己清楚某些东西是意识形态的时候，它们就已经不是了）。幻觉之所以是幻觉，就是人们对其的忽视，这种忽视就是意识形态幻象。

因此狗智主义者的定义可以是：就他们行为而言，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追随幻象，他们依旧为之。

信仰的客观性

在各种看似外在的形式中，意识形态已经发挥了作用：

内心即便多么不信仰但是依旧磕头朝拜的人
西藏的转轮经
现代影视剧的罐头笑声等

这些“客观的”的形式中，意识形态已经发挥了作用。

换言之，狗智主义者们“并不知”——意识形态需要他们做的就是去执行他的律令，这才是更底层的幻觉的原因。

律令就是律令

信仰——意识形态，早已物化——体现在我们的行动中。

就比如虽然我们都知道官僚是蠢货，但是在官僚面前我们依旧表现得尊敬，此时意识形态幻象就已经发挥了作用。

通过我们的行为，意识形态以“仿佛”构建起来：仿佛主席是人民意志、仿佛官僚体系能完美地组织起来社会等等。

我们对律令服从地原因只是因为它是律令。

唯一真正的服从就是“外在”的服从（当然不仅是外在的，因为意识形态已经在无意识里发挥了作用），而发自内心的、出于信仰服从不过是经受了我们主体调停的服从。

真正的信仰并非是因为它好才去信仰它，而仅仅因为它是信仰，换言之，它的权威是“没有真理”的。

卡夫卡：阿尔都塞的批判者

象征机器的外在性以一种场所的形式体现：在这里，我们的信仰的前提发生了。当我们开始屈从信仰机器时，我们就已经相信了什么但是对其一无所知。

在阿尔都塞这里，通过意识形态质询，意识形态符号机器被内在化了，但实际上，这种内在化总是会产生剩余，而这种剩余成为了律令权威性的前提。

幻象是这样一种东西：没有幻象带来的同一性，现实不复存在。

拉康对烧着孩子的梦的解读：父权惊醒并非是外在的刺激过于强烈，而是梦中孩子的询问带来的实在界创伤过于强烈。因此父亲看似醒来了，实则继续酣睡——在象征界构建的现实中入眠。

意识形态也是用来支撑象征界的东西：通过意识形态我们得以忍受实在界——它就是现实。

离开了象征网络、大他者，主体无法获得自我同一性。庄周梦蝶也是如此：在象征界，他是庄周，在想象界，他是蝴蝶，蝴蝶就是他的对象a（镜像认同被象征界侵凌的产物）。当庄周成为蝴蝶的时候，他在象征界以外的地方获得了自我认同，但是这种认同不存在，因此当庄周梦蝶的时候，他不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庄子。

一个网民的解读：只有庄周有对象a的时候他才会有反思，因此只有一个人被阉割了，才能进行思考——不存在一个完美的不会梦蝶的庄子。

作为现象支撑物的幻象

只有在梦中，我们才能接近幻象框架——无意识的坚硬内核：欲望背后的实在。

排犹主义的根源在于：那些用于证明排犹合理性的理由实则与排犹主义毫不相关，排犹主义只是用于缝补意识形态非一致性的一种方式。换句话说，因为排犹主义才有的合理性建构，而因为合理性所以产出排犹主义。

再举个例子：我打游戏喜欢怪人，并非是因为他们真的很菜——自己冲自己的、k头，而是因为我需要这么对象进行排除来维持自己打游戏的幻想。

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

主流马克思：意识形态凝视忽略了社会关系的整体性
拉康：意识形态用来消除不可能的整体性的踪迹（我感觉是整合整体性）

女权主义往往会将家庭三角过快的“历史化”，这其实也就是在躲避那个“父权制家庭”——那个坚硬的实在界内核。

马克思的一个公式：资本的局限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庸俗的理解：生产力发展，然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这里的问题就是，使得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资本主义其实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超出了生产关系的框架，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永远不可能阻碍生产力，甚至于说二者协同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一致，已经以社会生产方式和私人占有方式的矛盾的形式内化。

换言之，正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一致，资本主义才能永恒发展，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就是永恒扩张——它的局限成了它的动力。

剩余享乐也是类似，剩余享乐总是构成性的过度，它只能出现在剩余中。剩余价值是启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成因，剩余享乐是对象a的成因。

从症状到圣状

对症状的诸多辩证

回到未来

（好重的存在与时间的味道）

无意识的主要特征是想象，是由无法融入主体历史的象征性发展的想象固着组成的。

压抑物从未来回归，转移将我们送向未来。症状的意义只能回溯性建构，我们只能在能指领域改变过去。

主体只有重构过去，创造新的能指去象征化内核，过去的场景才会成为它呈现的样子。

历史的重复

无意识总是通过症状凸显出来，而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关系到的这些错误总是被我们忽略。

历史的成功只是对一次失败的重复，比如凯撒大帝到凯撒主义的变化——凯撒这个名字通过被重复进入符号系统，能指发生了滑动。

这种能指的产生也预示了父之名的降临——通过重复自己的事件回溯性获得了自己的律令（有点像同义反复）。

黑格尔与奥斯汀并驾齐驱

《傲慢与偏见》中的误认：伊丽莎白想把自己打扮成博学的女性形象，但是从达西那里收到的讯息是自己“可怜、心灵空虚”；达西想展现自己的绅士，但是从伊丽莎白那里得到的讯息是自己“妄自尊大”。而在斩断联系后，双方又发现了彼此身上珍贵的品质。

而初次的不好反而才能在最终捕捉到彼此身上的好。换言之，假如双方一上来就情投意合在一起后，一段时间双方又会发现彼此身上的“空虚”、“妄自尊大”，只能遗憾收尾。

在误认过程中，双方才能发现对方真实品性并克服自己的缺陷。

透过对方身上的缺陷，每个人才能发现——但是并不知道——自己立场的虚假性，对方的缺陷只是视角扭曲的客体化（镜子）。

两个黑格尔式笑话

犹太人骗波兰人钱的笑话里（大致就是通过实际行动教会波兰人怎么榨取金钱），波兰人就是虽然知道但是一无所知——勃然大怒吼出“你只想骗我的钱”。但是，波兰人虽然看出了欺诈，但是没有发现犹太人信守承诺，把他购买的东西交易给他。所以，真正的秘密并非是叙事的内容，而是叙事本身。

在我们发现叙事是欺诈时，我们只是消解了转移，只有当我们发现真相就是叙事本身而非叙事的内容时，我们才能穿越幻想——我们此时才发现，驱使我们寻找秘密的就是秘密本身——对象a作为欲望因。

主体外在于大他者的位置——他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大他者的秘密之外——是内在于大他者的。要把主体从大他者中排除出去的对象a，早已经是大他者的“反射性决断”。

我们早已经因为对象a而在大他者的游戏内部了。

时间陷阱

误认不仅是真理最终降临的内在条件，还已经拥有了实证的本体论的维度。非感知是存在的先决条件（压抑是意识的先决条件）。

分析者往往对分析家是妄想型的：分析家实则想从分析者那里夺走他的快感内核。

作为实在界的症状

作为症状的泰坦尼克号

面向未来的误认：一方面超越自己，一方面对历史进行回溯性建构。而这种符号化行为总会遇到障碍：真正的享乐内核——症状背后的实在界。

泰坦尼克号展现的实则就是一个希望被人看到的阶级划分明确的可爱社会，是一种稳定性——社会的自我理想。

因此泰坦尼克号对西方的冲击不仅仅是真实的死亡、损伤，还包括了自我理想的失能，社会通过这种方式经历了自身的死亡。

埋在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残骸就是das ding，是享乐的物质剩余，是享乐流体凝结的遗迹。

意义其实就如同一层膜，模糊了大写之物的可怕冲击。

从症状到圣状

症状是拉康对“为什么总是存在某物而不是空无一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代了“空无一物”的“某物”就是症状。

对于世界、主体、语言不存在的事实，症状将现象同一。

在拉康后期，排除被用来形容象征结构的构建的关键能指的排除，而这种排除的能指往往会在实在界回归。比如围绕性做的符号性建构暗示了性关系这一能指的排除。再比如，围绕男人建构的社会暗示了女人这一能指的不存在，但是女人总会作为男人的症状回归。

在穿越幻想中，症状首先被解释，分析者穿越了症状抵达了基础幻想，这个幻想阻碍解释的进一步进行；而后分析者需要穿越幻想，让幻想填补大他者的裂隙。面对持续的无法消解的症状，拉康试图以圣状对其进行回应。圣状是某种快感能指化构成，是快感载体的能指。

就如精神病一样，没有症状就意味着被死亡冲动完全摆布，陷入享乐。

正如父亲很糟糕但是没有父亲更糟糕一样，弗洛伊德说女人是麻烦之源，但是没有女人更糟糕。

“在你之内又超乎你”

在一些小说中，我们往往能发现伤口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这些恶心的伤口，主体的本体论一致性才能得到保障。

伤口其实是这样一个东西：它是深藏在象征化的身体（内在的）中的不可能性（超乎的）。

意识形态享乐

意识形态正如康德的道德律令一样是尽可能按照一条直线走下去，以遮蔽剩余快感。

启蒙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划分了一个清晰的二元论：

理性的我们作为纯白无暇的主体保持内在反思不被世俗玷污；
作为社会机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服从于上司的命令；

这种二元论其实基础预设为：我们必须接受社会律令才能在内心深处摆脱它的控制。

康德的道德律之于社会律令就像实在界之于象征界，我们服从道德律令仅仅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令，这也是淫荡性——没有条件的绝对服从背后其实是对快感的放弃。

狗智主义可以用以下两个例子作为很好的阐释：

创造国家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副产品；
我既便不信上帝，但是我相信上帝的副产品（比如信仰、比如和一起信仰的人打交道）也能让我过上平静祥和的生活。换句话说，尽管宗教真实的支柱是宗教态度带来的尘世利益，但是这种收益也只能作为信仰宗教的副产品带来。

此时我们发现了意识形态的诡秘之处：目的和手段总是倒置了才能发挥作用，因为一旦揭露意识形态总是为自身服务（正如绝对律令），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享乐就会原形毕露。

第二部分：大他者中的匮乏

你想咋的？

同一

意识形态“缝合”

缝合点将众多的能指、原意识形态元素缝合。

就比如说生态主义者其实也是内部分裂的，它可以是各种形态的生态主义者，比如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位的、保守的等等，但是生态主义这个能指将它们缝合到了一起。

意识形态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在既定场域中把具体的种剥离出来。比如工人运动作为种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属，其他的斗争成为了这项斗争的表现形式。比如只有社会主义大成后，女权主义才能成功云云。

关于怎么样才能阐明某个领域的决定性作用又不陷入本质主义陷阱，索尔克里普克的反描述主义提供了概念工具。

描述主义与反描述主义

描述主义：就是所指决定能指，也就是内涵对外延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外延取决于内涵。
反描述主义：能指决定所指，单词通过原初命名这一行为与物体联系起来。

似乎描述主义在意指某个种类的概念，反描述主义意指专有名词。但实际上，意指永远是能指决定所指的。

原初命名是永恒失落的，就像即便我们找到了类似龙的化石我们也无法说明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就像欲望一样（这不是那个），类似龙的化石也并非龙。

两个神话

在塞尔的神话中，所有的能指都是第一性的，而非反描述主义那边的第二性、寄生性都是依赖于描述主义中的第一性般的能指的。

但实际上，语言能被运用不仅仅是因为它被指向指涉物的概念，还因为它被大他者承认。而塞尔例子中的唯一指涉物和专有名字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恰恰是同义反复中主人能指发挥作用的经典案例。

在反描述主义的神话中，对能指链开头的原初命名行为无所不知的“假设知道的主体”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假设知道的主体保证了能指和概念的同一性。

刚性指称物和小客体

颠倒制造了剩余。反犹主义中：Jew暗示了一组特定的特征，比如见钱眼开、诡计多端等。在将其颠倒为“犹太人之所以见钱眼开、诡计多端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这里的谓词——犹太人其实就是该不可攀得对象a。

每次对实在界的能指化都是偶然性的，为了能对历史进行一致性、合理性的回溯性建构，我们需要以某个能指为代理———主人能指。

意识形态歪像

同一性告诉我们，要界定某个概念，比如“民主”，我们只能通过它与“非民主”的对立和差异关系来界定。就比如马克思主义者下面的“民主”在传统自由主义者眼中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

同一性的决定者主人能指也在意指行为中创造出意义，整合意义的领域。

认同（较低层面的欲望曲线图）

意义的回溯性

拉康的四种欲望图我们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递进关系，因为这种理解隐含了对先前的欲望图的回溯性重构。

欲望图一

这里的过程实际是询唤的过程，前符号主体通过询唤被能指序列穿插后成为阉割主体。在这里，主体意图的矢量图是和能指序列相反的（转喻），也就是说，意涵总是在事后逆向产生的。

就比如说自由民主的概念，是通过共产主义缝合出来的，即只有超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才能达成，在此，共产主义回溯性构建起来这些自由民主的能指意蕴。

转移的逻辑类似，比如：我们相信一个幻觉，自由民主的概念是通过与现有的资产阶级争锋相对，而非被共产主义回溯性建构的，那我们就任处于转移之中。

后屈效应

因此，意义是对偶然性回溯的结果，而非必然、固有、线性的进程。在欲望图2中，意义是在回溯到S(O)才发生的，也说明了主人能指对意义的回溯性构建。

欲望图2中间矢量图穿插到左后剩下的是声音，这是能指回溯性缝合后的剩余。最经典的声音就是催眠的声音，它剩下的是无意义的回响。

欲望图2中右下角的是阉割主体，这里反应的是后屈效应，即主体在每一阶段总是它已经在那里的东西。后屈效应的幻觉基础：自我是自治的能动者，它向来就在那里。

形象与凝视

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区分就是“被构成的认同”和“构成性的认同”的区别：

理想自我：我们对一个形象的认同，我们想成为的镜子；
自我理想：某个位置的认同，我们从那个位置审视自己以便我们值得被爱；

想象性认同总是对大他者的某个凝视的认同。我自己看自己和别人从他者处看我自己，这在癔症那里，癔症是将自己放在了大他者欲望客体的位置上的，她认同的是父性的凝视；在强迫症那里，他羞辱自己、阻止自己成功是为了超我的凝视。癔症在为他者存在的时候（想象性认同：癔症往往把自己体验为他者），其实这个他者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了那个凝视的位置上，认同了那个象征性父性凝视。

这里理想自我、自我理想的凝视的差异其实就是视差。

再举个例子：

卓别林的象征的看：他的电影里的儿童总是被戏弄、嘲笑的，因为卓别林是在儿童的视角看儿童。
狄更斯的想象的看：他的作品里的对普通好人的看是他处于权力上游的看，这也是狄更斯的虚伪之处。

从i(o)到I(O)

这本书里的O和A是一个意思，都是大他者。

i(o)总是屈从于I(O)的，即理想自我总是屈从于自我理想。

想象性认同：我们在与人相似的层面上效仿他人，尽可能像他。
符号性认同：我们在某个点上使自己认同他人，在这个点上，他人是不可以被效仿的，是逃避“与人相似”的。

换言之，符号性认同的对象总是抽象的人，是纯粹概念的不可能的人——要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超越认同（较高层面的欲望曲线）

你想咋的？

在询唤中，想象性认同和象征性认同的循环运动会留下残余，也就是欲望图3中的“Che vuoi？”，也就是超出语言要求的东西。

在欲望图3中，不难看到癔症要求遵循的逻辑：我要求你给什么，但是我真正要求的是你驳回我的要求，因为我的要求正是我不想要的。

“女人是婊子”这句话正是这个含义的衍生物：女人是婊子，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同样的，政治也是婊子，因为政治总是在说着言语之外的东西。比如政治总是在需求人们的抵制。

主体接受了大他者的委任进入象征系统，面对大他者的“你想咋的”问题，主体只能发出“为什么我是你说我是的事物”的癔症式反问。而精神分析的终点就在于，主体接受了大他者对他提供的、没有道理的委任。

癔症的问题就在于：我身上哪个剩余客体使得大他者把我当成国王、妻子、主人等来询唤。

犹太人与安提戈涅

在排犹主义中，“你想咋的”是“犹太人想咋的”，这一问题的是一个幻象作为对这个问题答案鸿沟的填补——“犹太人有神秘力量，可以在幕后操控事件”。而犹太人的上帝就是“你想咋的”的化身，也就是大他者的欲望点。

因此爱的阐释是双重的：一方面主体把自己作为把自己作为对象a弥补大他者的匮乏，同时还通过这种补充完成了自己“你想咋的”的疑问背后的匮乏。

幻象：用以屏蔽大他者欲望的屏幕

幻象是对“你想咋的”问题的回答：欲望就是对欲望的抵御。不对欲望让步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面对我们自己“你想咋的”的问题不回避，放弃幻象构建的海市蜃楼。

幻象就是一个屏障，抵御着原质的东西。比如，在男谈恋爱中，一方面幻象促使我们寻找母亲提身，一方面幻象会抵御母性原质——母亲大他者的欲望。

自身不一致的原乐这个大他者

欲望图4在齐泽克里的解释：

下方的所述的领域：意义的回溯性构建，即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是被回溯构建的。
上方的能述的领域：大他者领域被实在界刺穿的场所。
欲望图4左侧的下降矢量：意义（s(A)）的基础是幻象（划杠S<>a），这个幻象屏蔽了大他者的匮乏（S(划杠A)）。
冲动公式划杠S<>D：冲动总是围绕着被符号意指化的性感带（对象a）。

“穿越”社会幻象

欲望图4的理解：认同总是存在着不可能的匮乏，面对大他者的匮乏，幻象具备的屏蔽作用将其屏蔽。

阿尔都塞的问题：询唤机制总是在认同层面，忽略了能述的领域里的大他者匮乏。

保证意识形态能够“控制”我们的支撑物，其实就是无意义的快感内核。于是相应存在两种意识形态批判：

话语性的：这里的结果是意识形态话语中漂浮的能指被整合需要某个“纽结点”干预。
无意识的：意识形态之外又在意识形态之中的部分如何操控意识形态。

幻象不能被阐释，只能被穿越，我们只能去体验幻象背后的一无所有/幻象如何巧妙遮蔽这种一无所有。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了对抗社会本身的分裂性，需要有一个“犹太人”形象的幻象去支撑其社会的有机性，犹太人是法西斯社会的症状。

因此，马克思发明了症状：资本主义社会那些认为可以通过改良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症状——没有这些症状，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构建。

你只能死两次

两种死亡之间

关于能指-死亡冲动，拉康不同阶段的概念：

符号是谋杀，符号使得我们无法重回物质现实。
语言是差异性的因素系统。想象界总是试图追求快乐原则，而盲目自治性的符号系统追求死亡冲动，试图把握全部。
死亡冲动成为了真正的解放性。

象征界的诞生暗喻了其死亡：意指网络的消除。

精神分析结束的不同阶段的划分：

把无意识的压抑能指化，主体能向大他者连续叙述自己的历史。
主体能接受符号性阉割的损失。
穿越幻象：知晓幻象背后一无所有。

这三个阶段也就是拉康的重心：象征界->实在界的过程。

两种死亡的差异：

真实生物死亡；
真实生物死亡的符号化、清账、符号性命运的终结。

两种死亡之间的鸿沟往往用崇高美/怪物来填补，而这个沟壑就是das ding。其实历史性就暗示了非历史性内核的存在，而符号系统就围绕非历史内核构建。

因此，我们设想的世界毁灭、自然灾害都是基于整个历史已经在能指系统中的预设，这些都是对自然世界二重死亡的设想。

作为重复的革命

在本雅明这里，对历史的回溯性建构是“Eingedenken”，它禁止我们以非神学的方式设想历史。

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不同时间模式中诞生的：

统治阶级：空洞的、同质的连续时间，也就是官方史学。
被压迫阶级：被填充的非连续时间，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官方史学的问题：把自己限制在本来的模样上，把历史封闭为发展连续体，无视了历史中的“创伤”。

被压迫者的历史：过去的失败的维度上总是包含着可能性，非封闭的、有限的历史反而证明着可能性，包含着未来。

革命的强迫性重复其实是要试图在象征界修复过去失败了的努力，这也是它对症状的暴露。革命对自己的回溯性建构才说明了它的未来之维。

“末日审判这一视角”

本雅明和斯大林在此的历史观是一致的（不过这里我感觉齐泽克是在用辩证法诡计，其实是截然相反的）：历史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在最终的“清算”中得到回溯性的意义。

革命的二度死亡。革命往往会在如下二选一：

救赎：把意义回溯性赋予给被曾被历史“排除”的东西。
天启：即便死者也要再死一次，“如果敌人获胜，即便死者也无法逃脱敌人的摆布”。

斯大林口中的共产主义者被排除在常人之外，诸如钢铁般的意志是强有力的幻象逻辑佐证。

从主人到领袖

古典主人和极权领袖的区别：

古典主人：主人那个使得国家躯体化的变形躯体，是述行机制的结果。也就是说，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基于我们认为他是国王的隐秘基础（符号性认同）上的，同时国王会引用某个外在的权威（如神）使得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君权神授。
极权领袖：领袖对臣民直说自己的统治是因为他们的对待，他的统治合法化来自于人民、阶级等——君权民授。

这里极权主义领袖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口中的实例不存在，这些人民、阶级只有在他们首先认可了党的情况下，以党为化身的情况下，人民才是人民，阶级才为阶级，这里的诡计依旧是述行机制的结果。

人民总是在支持党，因为一旦党的成员反对党的统治，他就会自动把自己从人民中剔除出去。

形式民主——选举反而是一种民主过程，在这个时期，所有的选民都不再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体，而是原子化的个体，社会此时进入了随机阶段，选举的结果被实在界入侵——诸如突然的政治丑闻之类的——在这一刻，社会集合被分解为原子化个人的纯数值集合。

第三部分：主体

哪一种实在界之主体

“根本没有元语言”

后结构主义者们陷入的僵局与弗洛伊德的“否定即肯定”相似，他们越是努力于不存在元语言的行为——诗意地表达去中心化地写作；避免纯粹理论转向尼采式地修辞——就越说明元语言是存在的。

解构主义的问题就是在这，过度的“诗意”反而体现了纯粹的“理论”。

阳具能指

纯粹元语言作为语言的边界是位于实在界的，我们得不到它也避不开它。

阳具能指就是和元语言一样至少一个在场的东西，它以自身的匮乏性维系了大他者的欲望。

阳具总是被阉割的阳具：当你不能展现自己的阳具硕大时，你当然不能；但是当你试图证明自己的阳具硕大时，这反而是你绝对无能的一种遮掩，更加肯定了你的无能——力量展示变成了绝对无能的证明。

作为客体的“列宁在华沙”

后结构主义对“元语言不存在”的见解：普通的语言是元语言本身，语言是自我指涉的。通过这种见解，语言与它根本要表达的东西总是存在着差异。

拉康这里，这种“差异”变成了“不存在客体，就不存在语言”，也就是语言虽然只能指涉自身，但是它总是关联着对象a，也就是没有语言以外的东西，语言就无法开启指涉。

拿“列宁在华沙”的笑话为例：如果没有列宁，就无法感受到画中列宁妻子和青年在床上的笑话。列宁在此变成了原初被压抑物，实现了主人能指的逻辑。

作为实在界的对抗

实在界的悖论就在于，它是必须作为预先设置用于象征界产生意义的，即便实存物本身并不存在，而可以仅在结构上存在。

换言之，实在界的作用之一就是用于启动象征界。

一个自身并不存在的原因，只能以一系列结果的形式显现自身，但又只能以某种被扭曲、被置换的方式显现自身。

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一个回溯性建构的实存物，它并不在把意义赋予给一切社会运动，而是以某种否定性在阻止社会意识形态场域的最后整合。

于是实在界就是原乐——原乐就是不存在但是导致了一系列创伤性结果。

“对于不可说之事，要保持沉默”，既然是不可说之事，那为什么还是多余地说了“要保持沉默”，因为保持沉默就是不可说之事自身的特性，就是它的实在界。

被迫作出的自由选择

自由实则是实在界的，即不可能。

自由选择的悖论：主体向来和它所处的共同体相关，在某些时刻，主体被迫做出自由的选择——主体可以做出自由的选择，但是它的选择必须是正确的，否则它将被剥夺选择的自由。这是因为，主体必须作出选择一定是关联到它所处的共同体的，它总是选择共同体早已赋予它的东西。

爱也是“被迫的自由”。爱看起来是自由的，因为被逼迫的爱是难以成功的，但是假如我从众人中选一个然后爱她，也必然无功而返。爱总是已经作出过的选择：某种重复、某种转移。

德国观念论中有关恶的各种定义（譬如恶的先验性、恶的非理性维度的内疚）都是关乎着自由无意识选择的，也就是说，恶是非时间性中向来被回溯性构建的——它是在现实没有发生过，但是在事后被回溯性构建的。不如小偷偷东西，尽管就生命的时间性而言，小偷从未作恶（比如为了生计等等各种解释），但是从法律对待他的角度看，他就是在作恶。

对立项的契合

实在界的相关对立：

实在界时候建构的先于象征界的，也是象征界的剩余物、生成物。原乐来自于实在界，但也是象征界的剩余。
实在界是丰富的、无匮乏的，但也是象征界本身的匮乏。
实在界是肉体偶然性和（事后）逻辑一致性的统一。
实在界是存在对本质的剩余，但同时，实在界却是不存在但是具有一系列特性的实存物。
实在界是逃离铭刻的，但是它也是原初书写本身。

想象界的对立：对立的双方是互补、和谐的——性关系存在。
实在界下象征关系的对立：对立的双方总是在呈现对方的匮乏，彼此的存在是对立元素的客体化——女人是男人的阉割。

康德的自在之物其实也就是思维的纯粹内在性——自在之物是思维纯粹内在性的匮乏。

因此实在界也不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而是因为其自身的不可能性我们才能知道它存在的一种非实证性实存物，它标志着核心不可能性。

实在界是我们会错过的匮乏。

另一个黑格尔式的笑话

欲望的反射性：欲望总是对欲望的欲望。

两种主体观：

拉康式：主体即分裂的主体。
后结构主义：主体即主体所在的位置——主体被约等于主体化。

两种主体观的区别：后结构主义的主体观被历史历程等“外部”因素决定，而拉康式主体观下的主体在刨走这部分因素外还剩下一个无法被历史历程决定（象征化）的剩余，这个剩余代表的裂隙就是能指主体。因此，全然将主体等同于主体化的主体观，实则上是在掩盖结构中的匮乏。

这种掩盖匮乏的另一种论断是“意涵剩余”：语言无法充分表达我想说的东西。。。但实际上，语言总是在试图表达他想说的东西，但总是言之过少又或是言之过多，也因此，语言总是在强迫性重复再现。

能指的主体是意指失败回溯性构建的产物——再现失败是再现能指主体唯一的方式。

黑格尔式的笑话：申请移民的犹太人担心苏联政权失败而导致犹太人被迫害，移民办的听到了说苏联绝不可能失败，犹太人变回答说这个不可能失败正是他移民的第二个理由。在此，对于“苏联政权永不可能”失败导致的不同理解，是视差不同导致的。

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不是对否定的替代，而是对否定性自身具备的同一能力的体验。在简单的否定中，已经存在了预设的、正在被否定的实证一致性。我们一直以来寻找的问题的答案，总是在变幻视角后发现就是问题本身。

在精神分析中也是这样的：分析者对分析家（大他者）提出来的问题已经是分析家（大他者）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主体的分裂。

作为“实在界的应答”主体

在拉康这里，前主体是问题主体，而这个问题主体是实在界对大他者、符号系统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性的裂隙。

提出问题往往是公开、剥削、暴露被提问者——“你干什么呢？”，它能激发罪恶感，并且在欲望层面上所有的回答都是借口。

提问本身存在着一种冲动，驱使着它说出本不该说出的话——“你在干什么？”“你知道的！”“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先让刚你告诉我！”。此时问题暴露了主体的匮乏，问题根本无法回答。

在比如说小孩子总喜欢问为什么，在这种为什么xx的背后，隐藏的是父母面对xx是既定事实的无能为力，这种无能其实针对的就是das Ding。

而愧疚、淫荡感就是das Ding，又或者说是对象a导致的。主体因为在它之内又超乎它的对象a而感到耻辱。主体最初是被das Ding撕裂、分割的，欲望物既吸引又排斥它，正如欲望公式：$划杠S<>a$。

于是主体是实在界对大他者的问题，不如说是：对象a是实在界对大他者的问题。

主体化的过程则是通过认同而逃避这一创伤性内核的过程，即通过象征化接受符号性委任，在询唤中识别自己。这有点像常人和此在的关系——此在向来是被抛的，但是通过沉沦，变成常人背向了此在的畏。

S划杠(A), a, Φ

拉康话语里的三种客体：

一个什么也不是的空位，它通过不在场的方式开启主体，其意涵是纯粹反射性的——划杠S<>a。
实在界剩余，这种剩余也是结构积极的条件，它是非反射性的，逃避二元关系的。
客体具有庞大、沉重的物质存在，它不是用以交换的客体，而只是一个不可能的原乐的沉默化身。

主体间关系是基于实在界的偶然的突然闯入，匮乏把主体间的关系结构起来。

拉康在《Encore》中将三种客体图表化：

矢量箭头：想象物的符号化。
a：对象a，符号系统的空隙，伪装成了需要解释的“秘密”。
Φ：原乐的化身，实在界的无情感、想象性的客体化。
S(划杠A)：大他者匮乏、不可能性的化身，符号系统围绕着纯粹偶然的它建构起来。
J：齐泽克没有解释，这个其实就是原乐本身，考虑到Encore是拉康晚期的讲座，这里应该同时包含了菲勒斯原乐和大他者原乐两种层面的原乐。

想必xx的主体

“想必知道的主体”是转移的锚点——分析家相比知道什么，才能引发转移。

基于上述的三种“客体”、母体和“想必知道的主体”构建三种概念：

想必相信的主体：主体因为幻想出来的另一个想必相信的主体而“主动式被动”地同样陷入了“相信”中。
想必享受的主体：强迫神经症总是会假定一个能享受原乐的父亲，这个就是想必享受的主体。
想必欲望的主体：癔症总是假定一个知道如何组织欲望的主体，然后求助其他的主体来组织自己的欲望。

想必知道

相比知道的主体是其余三种想必xx主体的基础。

无意识是在形式和内容的沟壑中，在形式的自治中阐明自身的。

“怕犯错误。。。本身就是错误”

黑格尔的真相并非逃离象征化的剩余，而是以创伤性遭遇显现出来，也就说，我们在遇到“纯粹表象”的地方，我们遭遇了“真相”。而康德超验和经验之分，就是拒绝创伤。

这就是“害怕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害怕错误实则就是不惜一切躲避与真相的相遇。这也是神经症一种特征。

癔症包含了两个属（其实就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癔症是强迫症的基础那一套理论）：强迫症，作为自己属的强迫症。

癔症-强迫症的对称性：

癔症表达被压抑的欲望；强迫症实现对欲望的惩罚。
癔症不能忍受等待，超过自己而错过欲望客体；强迫症建立完整系统无限推延和客体的相遇。
癔症总是觉得客体提供的快感太少，客体总不是“那个”；强迫症无法忍受客体太过的快感，于是不得不推延。
癔症总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把自己对他者的欲望高速相比知道的主体；强迫症则忍受怀疑的折磨，独自分析问题。
。。。。。。

这种对称性实际上是虚假的，癔症这里总是扮演者消失的中介的角色，癔症是无标记的。比如强迫症实现对欲望的惩罚，不过是反向的在表达被压抑的欲望；强迫症延期与客体的相遇，不过是换个方式错过欲望客体，掩饰对客体无法满足欲望的失望。

超验的东西其实就是表象之表象，也就是幻想构造的虚假的真相。

超感性之物是作为表象的表象

超验之物隐藏的其实是：隐藏这个行为本身什么也没有隐藏。就像主体的异化，并非是本来有一个主体遭受了异化，而是本来空无一物才会异化。

隐藏的正是上述的想必知道似的东西：想必有一个东西隐藏在背后。通过这种想必，幻觉开辟了空间，欲望有了可能性。

对象a只是被升华到das Ding位置的客体，从齐泽克的概念里我们可以发现，升华其实就是“想必”的结果，对象a内部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它位置的原因才是对象a。

一旦原本普通的客体占据了das Ding的位置并成为对象a，那么及其平庸的客体或者行为都无法实现了（比如强奸罪），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障碍，平凡的客体/行为无法获得/实现。

穿越幻想的体验就是发现崇高客体的迷人之处只是因为它的位置，这个空无的位置正是大他者的匮乏。

黑格尔的方法：主体首先会认为现象背后存在本质，后来主体体验到，隐藏的东西的赋予者就是主体自己。

斯大林主义就是这样，无论党内斗争如何，我们知道社会本身的意识并不是那么令人相信，我们也都知道没有什么相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所有的狗智主义者们依然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所有的狗智主义者们都在欺骗大他者，遮掩大他者的匮乏。

不仅作为实体，而且作为主体

崇高之逻辑

黑格尔的三种宗教：希腊人的宗教、犹太人的宗教、罗马人的宗教，恰恰对应了三种反思：设置的反思、外在的反思、确定的反思。

希腊人的宗教：设置的反思
犹太人的宗教：外在的反思
罗马人的宗教：确定的反思

这里的问题在于“崇高”和“优美”的悖论：崇高是优美（有序、稳定）的调停点，崇高（混乱、无限）超越了快感原则。

崇高是经验之物（客体）和物自体（das Ding）的关系。正是崇高的无能，带来了快感。原质所在之处正是通过崇高的再现失败得到的。换言之，自在之物就是一种纯粹否定性，现象总是通过其再现的失败体现了原质的存在，二者的割裂是彻底的。

因此对象a才能占据das Ding的位置——它通过自己的再现失败体现了das Ding的位置，是纯粹无能的化身。

精神是根骨头

“精神是根骨头”通过主谓语的不可能调停，体现了自我指涉的彻底的否定性。

财富就是自己

“表面的”阿谀奉承的悖论：尽管我现在说的话否定了我的信念，但是这种违背的形式比我的信念更真实，因此，我在无意识层面渴望放弃我的信念。

财富就是自己和精神是根骨头是一致的：迷失在语言中的主体（假装阿谀奉承），最终在非语言的惰性中找到自己的客观对应物（金钱）。

设置的反思、外在的反思、确定的反思

用解读文本的例子来说明有关三个反思的这个阐释学问题：

设置的反思：可以直接把握文本意思，问题：应该选择哪种解读来把握真正的意思？
外在的反思：提供了外在于文本的“超验之物”——“本质”，即真正的意思。
确定的反思：“外在于”文本的超验之物的外在性已经在“本质”内部，文本的本质被外在于决断。

换言之，意思总是脱离自身的——这个男人比男人更加的男人。文本解读上：阅读理解的人总是比作者自己更能找到文本的“真正意思”。

本质和现象的不可调停并非说是外部的分裂：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分裂，而是现象自我分裂出了本质——属作为结构其实是被种的内容反过来填充的。

设置预设

精神的设置预设的一个简单案例：家庭主妇总是在叹息自己一生都是在默默受苦、牺牲，但是这里的“默默受苦、牺牲”正是她的想象性认同，是她自我同一性的基础。因此，对于这里抱怨的拉康式解读就是“尽情地利用我吧，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换言之，家庭主妇可以牺牲一切，但是不能牺牲牺牲这件事情！

因此，家庭主妇式的母亲角色的问题并非在于她的“不活动”，而是她在尽力维持社会-符号系统。这里也可以看到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区分：

理想自我：自恋式的认同，她认同这个家庭主妇的角色，她认为自己这样讨人喜爱。
自我理想：她认同的是家庭网络下的主体性空间。

在马克思这里，主体性通过物质生产获得“人形”，然后反思自己的行为，把自己视为客观世界的作者；黑格尔这里，主体在干预世界之前必须在形式上抓住自己。

事物的既定状态就是被“假设”的：主体假装事物以实证性表达自身。举个例子，葬礼是主体将死亡转换为自己需要承担的行为。借助于符号性的秩序规范，主体把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情通过设置预设的方式当作了自己的行为，将偶然性赋予了逻辑性，将必然性转化为了可能性。换言之，即便是自由、即便是向来我属都是主体自己的选择。

两种主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