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与后女性主义

Ivoripuion2023-12-062024-04-18

前言

feminism发展大致有三阶段：

女权主义：女性争取基本的权利，比如受教育权、选举权等。
女性主义：相比于法律上的权利，这个阶段的女性争取的是思想上的权利。
后女性主义：更关注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分析清楚什么是女性、什么是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拉康的“性关系不存在”了。

传统女性主义对女性的概念分析没有考虑结构主义中至关重要的语言向度（当然就是思想的向度），女性特质在语言上的位置才是至关重要的。

政治雷区

对后女性主义的肯定性解读

后女性主义的积极意义就是后女性主义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后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女性书写”，它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阳具逻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阳具中心主义），最经典的代表就是海伦·西库，她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男权主义理论，所以她对所有理论都回避。

另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符号学家和精神分析家茱莉亚·克丽斯蒂娃提出了一个pre-Oedipal的概念，她认为在此阶段欲望冲动系统没有完全形成，人体能靠“自然律动”打断符号性对话，这种律动她称之为“符号学律动”（这个有点反俄狄浦斯的味道）。

然而很明显，法国女性主义者还是主要从精神分析的方式为理论地基的，即便他们对精神分析采取批判态度，这种地基也导致了从女性主义到后女性主义的过渡。

对后女性主义的消极解读

对后女性主义的消极解读就是认为这个“后”字的添加破坏了女性主义，因为后女性主义或许就意味着女性主义不是不可或缺的。

雷纳·但菲尔德对老一辈女性主义理论家发起了猛烈批判，认为他们普遍是古板禁欲的：

但是，在我们当今的运动中，这个词却被肆意滥用，社会上只要有当今的女性主义者不喜欢的东西，她们就把它冠以“父权制”的帽子。

这些积极或者消极的看法都会成为拉康讨论的核心。

为什么采用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在英国对妇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精神分析对父权的分析并非是一种推动而仅是一种阐释（其实就是结构后解构了）。精神分析表明了阳具能指是如何成为中心的，性关系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诸如此类都可以作为武器为女性团结提供理论基础。

拉康对女性的主要理论在研讨课《论女性的性、爱与知识的界限：再论》中进行了讨论，本文也是主要对这些理论进行阐释。

后弗洛伊德战争

一些女性主义者对弗洛伊德以及拉康的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批判，这是对拉康的明显误读。这类女性主义者，仅因为精神分析的阳具中心思想而未过度到后阳具的圣状就对其结构猛烈批评，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观点传承给下一代女性主义者。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对精神分析尝试对女性进行定义的工作进行系统批评，还对后-定义的工作进行批评。

在20世纪80年代，一种来自客体关系理论的精神分析思想在女性主义中引发了热潮，其中最突出的母女关系理论。

性差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主流的女性主义对女性特质的定义、对父权的分析及其在关于女性在“男性目光中”的客观化理论都非常自信，直到后现代主义将主体解构。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就是如此：强调结构的结构主义->强调文本的后结构主义->强调解构的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者对性的解读也往往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极震荡，这导致很多女性主义者都认为精神分析的价值是过时的，它仅指出了生物学无法确定性别特质，同事性差异也不仅仅是文化导致的。问题就在于：既然生物学和文化都不是性差异的关键原因，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

弗洛伊德那里，性差异只是单纯生物学上的解剖的差异，男性产生了“阉割焦虑”，女性产生了“阴茎羡嫉”，这种性差异依旧是心理的性的差异，是生物学上的差异导致了心理学的差异。

那么重复了弗洛伊德思想的拉康对性差异的分析做了什么呢？

性身份定位：拉康的定义

在精神分析中，不存在“性差异”这样的词语，只有性身份定位，在拉康这里，性身份定位是在话语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

主体被语言异化后分裂，这种分裂导致了性的分离，也就是阉割。而女性主义者对阳具理论的批评主要是误解了阳具能指的意义。

拉康关于性身份定位的符号逻辑

性化公式将人这种speaking being分为二种，这两种性别特质都可以被男女（生物学性）参与。

男性特质的人只能获得部分的菲勒斯享乐，而女性除了菲勒斯享乐，还可以获得剩余的他者享乐。

性化公式指出了两性关系的不可能，但是人依旧需要经过阉割，不然人就无法进入语言了。

性别争执：面具、表演和引用

（其实看起来和吴琼总结的差不多）

琼·李维斯认为女性特质是女性为了符合社会解释而做的伪装，是一种mask。面具并不是一种对男人的反应，而是对男性幻想的反应，他是对阳具享乐的一种妥协。

齐泽克重提女性时问道，假如一个女性主义者把所有的对女性的描述都谴责为男权主义的陈词滥调，那么女性是什么呢？很显然，女性要求的亲密关系、依恋价值都是父权制强加给她们的东西。只要试图给女性下一个正面的定义，那只能得到面具的概念，也因为女性向来戴着面具，女性比男性更具有主体性。男性也很乐意看到女性配合他们戴着面具，这样就能显示阳具的作用。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戴面具的人其实在装扮异性，因为缺乏性别认同（并非所有）而导致的性别忧郁症的表现形式。对于这场表演的方式，巴特勒引用了德里达的“citation”（引用）的概念，即在新的上下文使用以前的词语来产生新的含义。

对此拉康的解决方法是“真实”。

真实

拉康那里，或者说齐泽克那里的真实（the real）并非是真实（reality），真实是实在界的，而现实是象征界的，我们能够接受的“真实”也不过是象征化后的实在。

精神分析中，转移就可以发现重复和实在的关系。拉康将强迫性重复的内容称为“错过的遭遇”（missed encounter），即经验遭遇（的潜在存在）和遭遇本身的不可能理解的关系。也就是说，实在永远不可能完全概念化，无法完全的言说，这样我们才会不断地重复。

朱迪斯巴特勒的“引用”概念也是出自这里的重复，巴特勒使用引用的概念就是想指出符号系统的欺骗性，以及能够刺穿虚假男女界限的真实。

拉康与后女性主义影视批评

面具实则就是女性在匮乏的符号系统里试图寻找一个性别认同的尝试。有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将面具解读为一种温和的戏剧表现方式，有的则认为它是一种对男权统治的病理反应。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尤其注重形象、目光、制片人和观众的功能和作用，精神分析和电影的结合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出现的，是对拉康三界理论、欲望辩证、主体分裂的一些概念的使用。

70年代的批判主要源于克里斯蒂安·麦茨的工作。他主要讨论了电影的“scopic regime”引发窥淫癖和恋物癖的作用机理，电影是如何称为目光这个冲动对象的欲望发生地的。这里的scopic drvie就是一种“使自己完成”的一种想象关系，在这种注视观想中，主体仅存在于想象的凝视或者和他者的关系中。

女性主义电影批判家借用了凝视的概念，但却也混淆了gaze和look的概念，萨特的观看的目标是主体，而拉康的目标是对象。其实在电影中的观看，永远都是摄影机的观看。

一般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对电影的切入点往往是通过摄像机为男性导演控制，这导致观众是以男性导演视角看电影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主要归功于劳拉莫威（Laura Mulvey），她借用了类似福柯再现的概念，认为观看与发现性差异——女性没有阴茎紧密联系。在20世纪30-50年代，电影中优美的女性形象是安排来起这个作用的，女性作为阳具的替代物，其作用就是激发男性观众窥淫癖和恋物癖的需要。也就是说，当观众接受了男性导演镜头，也就接受了男性角度和立场。这种语境下，莫威很明显将快感理论化处理为否定性的术语，它标志着电影观众和压迫女性的性别系统达成共谋。这篇文章发布后，电影成为绝佳的女性主义斗争武器。

20世纪80-90年代，后期拉康学派对麦茨和莫威运用拉康理论进行了批评，认为她们理论主要源于对“凝视”概念的误解，认为她们混淆了拉康和萨特的概念，此外还有对屏幕和镜子的混淆。这里的混淆其实还包括了福柯的“全方位敞视监控”，而福柯其实要说的是父权制下所有人都是客体，唯有一个主体能观察所有客体特征。

拉康理论中，目光也存在辩证法：眼睛是主体的，而目光在对象一边。我们借用大他者的目光去看东西，当然目光下的对象也有无法象征化的部分，这些剩余的回望就是实在界的凝视。

屏幕的作用是为了发现根本无法突破的惊骇之物，它并非一面镜子，而是一个阻挡主体凝视的目光的屏障，而这个屏障的发现需要主体自己发现电影是欲望的生产地、幻想的背景。

右边的三角形的底边的点：观看的主体；
右边三角形的底边：主体看到的像；
中间的线：想象的凝视中主体看见自己看自己而成的像，在电影批评中其实就是电影屏幕的位置；
左边三角形的底边的点：发光点，或者说大他者的凝视，它是凝视的原因；
左边三角形的底边：真实之物；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批评转向关注幻想的建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对黑色电影的批评。黑色电影有个主要特征：黑色的混沌底色里夺命女郎是主线（酒），而在表面则是城市的光鲜的样子（日）。男性作为中心主角要么和其他男性斗争（obsessive neurosis），要么被夺命女郎诱惑、身陷危险（hysteria）。女性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引起恐惧的力量，其实就是癔症结构对象征秩序的哀嚎，类似于性化理论中Woman对应的另一个非费勒斯享乐的选择。显然黑色电影和莫威理论截然相反，在莫威那里，电影的快感被男性立场占据，而在黑色电影中，夺命女郎才是占据快感的人，她将男人吸引到自己圈子里，这也是性化公式表现的逻辑。